“汉书律历曰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顺应道法礼乐德，反省自励归正哲。”《汉书》乃《史记》之后的重要典籍。被列为四史之一。

《汉书》记载了始自刘邦的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还同时囊括了四年的楚汉之争，一共二百三十多年的史事。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重要性不同一般。

《汉书‧律历志》有云：“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那是一种万物归顺自然、万事依循正道的祥和境界，治国当施以德风雅乐，置刑责而无用。

然而，人心物欲的兴起有时竟如滔天巨浪，再繁荣的经济实力也敌不过奢华的浪费，繁复的典刑制度也管不了人伦的败坏。就这样演绎着历史的更迭、变化着改朝又换代。但是不论朝代如何易姓，保留的是这流传至今的神传文字。就算是到了科举式微的元代，仍然有不少志士奋力坚守文字的承传。

元代兵强马壮地称霸欧亚大陆，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的彪悍作风对文治的推动总是一股障碍的力量。正因如此文治的不足，再钢铁的政治也挺不过百年的时间。虽然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动学习汉文热潮，太子依律法一概需要学习汉文，当代的蒙古贵族也会延聘汉学儒士至家府中教育子女，但终不敌人心的贪婪。

守旧派以中原为大牧场的唯利观点，常成为推动汉法主张的阻饶。所以世祖至终也没有将汉法建立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制度。在延续国家命脉的选才制度上造成了漏洞百出的遗憾。元朝官员有两万六千多名，其百年间因科举而被拔擢入仕者才只有一千两百名左右。元朝高级官僚的录用则端看与朝廷关系的亲疏而定，举才以世袭、恩荫与推举的方式。如此一来，“贤才不入朝，小人可当道”的局面就很容易滋长出来了。

汉儒翁森生于南宋，眼见元朝入主中原，誓不为官，创设安洲书院，力挽学风日下的颓废。他以朱熹白鹿洞的学规为基础，上承尧舜之“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并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学习穷理之序，落实以修身、处事和接物为“笃行”的展现。

修身之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则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熹特别阐明学问不为：“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华夏璀璨文明留下的神言、神迹所演绎出的博大精深，意在铺陈提点人与宇宙之间的微妙关系。文字为这些神传文化的载体，当不是为了图求世间功名利禄而来。

翁森秉承了这样的学养，坚持着在家乡开办书院，有其艰难却也有其伟成。当时地方的最高首长是由朝廷直接派任的“达鲁花赤”掌印，虽其官品在表面上等于同级官员，但实权皆在同门同品官员之上。如此实权之职却也只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或被赐蒙古姓氏的其它种族才能担任，除非蒙古人不愿前往的偏荒穷壤，才会让汉人任职。因而出现了文风圮毁、置书不近、专营权谋之术的现象。

南宋末年进士谢枋得在其著作《叠山集卷之六》中提及元制评典人用十等；贵益于国的是“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为后贱者，谓“无益于国也”，让这位与文天祥同科的谢进士在嗟乎卑哉的感叹声中写下了《却聘书》来拒绝元朝的五次征聘。

翁森比谢枋得或许幸运一些，一样坚持不为官，却在浙江台洲的家乡开办学堂，其对教育的贡献让乡人至今感念，也留下许多美谈，他著名的七言诗“四时读书乐”尚留待后篇与看倌们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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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