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3月22日讯】我在青岛的朋友来信说,他有一位好友的女儿叫汤西梅,父亲是医生,四川人,母亲是德国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混血儿。长得很漂亮,一口的英语和德语,说得都很流利,歌唱得也不错。她想来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想请我这个在专业艺术剧院工作的朋友,帮忙指点指点。我本来就是个热心人,现在有老朋友相托,又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我当然一口答应喽。
不久,听门口传达室老李高喊:李科林同志!有位外国女同志找你!1951年在北京哪来的外国人?同志们听见是外国人,纷纷跑出来看热闹,看看什么样的洋女人来找李科林。我被一帮人簇拥着走到大门口。一位亭亭玉立,碧眼黑发,高鼻梁,白皙又透红的皮肤,方格短裙,上面套上一件鸭黄色的开丝米薄毛衣,将我们这帮革命队伍的文艺战士,都看傻眼了。
她在这众目睽睽的眼光下,非但不感到拘束,反而春风潇洒微笑地问?“请问哪位是李科林先生?”先生?好不容易在革命队伍里已叫惯了同志的我,愣了一下,立即上前说,“我就是李科林。”她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说:“我叫汤西梅,是青岛周为民介绍我来北京见你,我准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麻烦你在戏剧和声乐方面给我指点指点。”我请她到我房间里坐,围观的同志们逐渐散去了。
我同房间里的这三位可来劲了,问东问西,生在那儿?国语怎么讲得那么好?(她的地道的四川话此时还没露呢)父亲那里人?母亲那里人?尤其是弹钢琴的毛岩也是从青岛来的,像调查户口和身份似的问个不停,她都礼貌地一一回答了这联珠炮般的提问。她突然意识到她今天主要要找的人却一句也没问,她立即转向我:“李老师,我是不是先谈谈我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和想请教你的事好吗?”
我一听她改口叫我老师,就觉得比叫我先生亲切了些,我说好,你谈谈吧。她开始介绍自己:“我在青岛天主教创办的圣功女中上学。毕业后,随一位修女学习声乐,她竭力建议我朝这方面发展。我父母离异后,母亲回到德国,父亲也再婚回到四川,父亲答应继续供我上完大学,但我要自立,我不愿增加父亲的负担,因此我想来北京报考戏剧学院。课余,我可以做家教,教英语,德语。”
这一席简洁的自我介绍,把我们这些大哥哥们听得很入神。会英语,会德语,又会唱歌,长得又漂亮,那么年轻就那么有志气,不靠父母,靠自己。尤其是我,感同身受。我在青岛上大学也是和同学们,刷浆糊,贴广告,办夜校,养活自己;我也是因为喜欢音乐到北京来报考文艺团体的,而且我们的父亲都是四川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虽然没有泪汪汪,但感到很亲切,我要她放心,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她考戏剧学院的。
从这天起,她每天象上课似地,准时来到我们的宿舍练声。我排练完毕,就帮她练声,并推荐她看一些戏剧,文学方面的书籍。我不但请我的老友 ,戏剧表演家,丁婉圣为她安排戏剧小品练习,我还经常带她去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观摩话剧演出。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她日日夜夜的努力下,以及在我的全心全意的帮助下,进了考场。有一天,她拿着一枚中央戏剧学院的校章,来到我面前,她激动地说:“李老师,请你给我带上这枚徽章,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你,深深感谢你给与我无私的帮助。”
我也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祝贺的话,哆里哆嗦的手,小心翼翼地既怕别针刺痛她,又不便触及她隆起的胸部只好揪起衬衫来别,怎么弄也不能把这枚校章别在她的胸前。她大概理解我尴尬的心态,主动揪起 胸前的衬杉,而且扶着我的手,一下就将这枚“勋章”,顺利地别在了她丰满的胸前。我当时真有一种冲动,想紧紧的地拥抱她,可是我不敢。南开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太深了,铭贤男女生也不交流,一年远征军的战斗生活,就更是清一色的清教徒。大学里,虽有女生,但我们这些退伍的穷丘八 ,为了生活,白天上课,晚上办夜校,哪有时间,哪有条件会有女生想和你约会?
我正在内心激烈的斗争中,没想到,她却热情地拥抱了我,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手脚无措,不断说:“祝贺你!祝贺你!”
经过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后,学校也开课了,她来过几次电话 问候,就再也没有她的音讯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和心情烦扰着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又好像生活没有了着落,以前那种新鲜感,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劲头,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必玩的软排球也没兴趣了。整天不言不语,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愣。
同屋的李书记,觉察到了我的变化,约我到附近王府井的馄饨王一边吃一边聊。他问我汤西梅和你有联系吗? 我说,她刚进学校时来过几次电话,现在有两个多月都没来电话了。李书记笑着说,你这些日子有些六神无主,我就猜到你是因为汤西梅上了学,不来了,而感到失望 吧?我默默地点点头。
书记喝了一口馄饨汤,慢慢地说,“我很理解你目前的心情,你们几个月来朝夕相处,由于你从学习到生活都全心全意地帮助她,使她顺利地考上了戏剧学院,这是她努力的结果,你也功不可没,她从心里一定会很感激你的。”“但,如果因此而产生一种依依不舍的恋情,那就会左右你的情绪,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本来帮助一个人,是不应冀求回报的。”“我了解你决不是要她在物质上对你有所回报,而是在精神上,感情上有所表达。”……“我自己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感情上的折磨。我在香港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友,我们常在一起做功课,学英语,后来她考取香港中文大学,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没有因这件感情之事潦倒……“汤西梅也是考取了大学,她有她的新生活,新同学,功课一定也很忙。我希望你好好想想,尽快使心情平静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来。”
书记这一席抓着我心里的谈话,使我茅塞 顿 开。特别是他将自己过去感情上的隐私无保留地告诉我,使我觉得书记真好,将心比心,令我折服得五体投地。可当我躺在床上时,还是禁不住回想起我和她看完话剧后,到东单餐厅吃碗热面,然后漫步在长安街上,谈音乐,谈理想,那是多么令人值得怀念的浪漫情景啊。
我活到三十多岁,由于战乱等原因,还从未交过女朋友,更没有经历过和一位女郎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地交谈交往。这是不是如书记所说的一种恋情?我想了又想,人家又年轻,又漂亮,现在又上了大学,凭她的姿色和各方面优越的条件,找一个配得上她的美男子,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前几个月和我密切的交往,谈心,只不过是学习期间的需要而已……
大概又过了半年,有一天她突然来到我面前。她已不是第一次来时穿的短裙,开斯米毛衣的那副洋打扮了,而是一身灰色中山装制服。头发也由以前的披肩长发,改为两把刷子似的小辫,严然一副革命女红军的模样。我因为经过了一翻思想斗争,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来到和装束的改变而感到惊讶,反而很平淡地说:哦,好久不见,功课很忙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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