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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9年
中共的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在杨家二楼的窗户里，怀着一颗又怕又好奇的心情，从窗帘缝里注视着这批听说专门杀人放火的军队。可看到的却是一批批身穿灰色棉衣，脚穿草鞋，农民一样的年青面孔。他们沿街慢慢走着，有的坐在街沿喝着军用壶中的水，有的在贴布告，没有一个士兵进入民宅，没有一个人进入大门紧闭的商店里抢东西的。第一批过去了，我们几个胆大同学就到街上去看布告，标题是几个红色醒目的大字：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躲在家里的人们，逐渐上街了，商店也开始营业，学校也通知准备复课。开始复课，并不是恢复大学里的功课，而是由共产党的干部到各个学校上大课作报告。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解放了在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广大工人和农民”。还讲了一些听起来很新奇的什么“从猿到人的进化论”。当时什么都冠以人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日报，人民广场，人民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同学也异常兴奋地说着解放军给老百姓挑水，种地，扫街等好事，都感到来了一个可能是真正为老百姓的全新的政府，全新的军队，我们今后的日子“好过了”。
在这个大日子里，我却生了一场大病，差点送了命。我得的是一种病毒性的急性喉炎，发高烧，咽喉脓肿，无法下咽食物。当时刚建政，公立医院还在修缮恢复中，医生，护士大都还没有正式上班。我的好友赵民礼夫妇，知道我孤身一人，又没有亲人在青岛，当机立断，将我送到她父亲开的私人医院，她父亲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医术精湛。我住在这位医生的家里，白天医生为我精心的治疗，晚上民礼和婉圣打地铺就睡在我的床边，以便有什么动静好立即叫医生。婉圣在他爸爸的熏陶下也学会了打针，每天按时为我打针，喂药。在他们全家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下，我的病情转危为安，从死神手里夺回了我的生命。
赵氏夫妇的好朋友李铎权在北京文艺团体任指挥，他很希望他们能去北京一起工作。不久我也收到民礼的信，他说“革命的文艺队伍”是如何如何好，“领导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第一次听到人们互叫同志，而不叫先生”，关心群众的生活。因为他们是从香港来的音乐家，特别受到尊重和照顾，给他们分了过去是王爷住的四合院中的一套两间的房子。他们深知我学农只不过是奉父母之命，真正热爱的还是音乐，劝我来北京报考北京艺术剧院。
我呢，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在农学院已念了三年半，还有半年去大连实习回来后，就拿农学士的大学文凭了。是做一个整天在农场或农村和泥土打交道的农业家？还是去首都北京做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我仔细权衡和分析了我这三年半的学业，可以说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勉强及格，真正的农业知识仍是一窍不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练小提琴，四重奏和交响乐的活动中去了。我不能虽然拿到一张纸的文凭，却以麦苗，韭菜不分的农学家的身份去误导农民或去研究什么改良品种。
在音乐方面，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没有经过严格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训练，是否能应付专业文艺团体的要求还没有把握。我将我的犹豫和担心告诉了民礼，他认为经过这几年对我在音乐知识和演奏技术上的了解，他竭力鼓励我应该来北京试试。
1950年初，我怀着一颗既惶恐又兴奋的心情，来到了首都北京。经过艺术剧院指挥的考试，通过了，我被录取为管弦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这么轻易而顺利地就录取了，我想一来是指挥看老朋友介绍来的人的面子，二来是当时各单位都急需人手工作，我也是就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鱼龙混杂地“钻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革命队伍”这个新名词，真是名副其实。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同住，同吃，一起演奏，休息时一起打球。我是个玩球迷，为了保护我们演奏员的手不至因打球而受伤，我发明了一种“软排球”，即用排球的内胆，包上布，当排球用，打法与排球一样，又不会伤手指。每当工作完，甚至在排练中间二十分钟的休息时，凑几个人就赛起来。同事们那种兴奋，热闹，生龙活虎的劲头，比起我在当学生时的表现，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同屋共四人，两位拉小提琴，一位弹钢琴(我未来的妹夫)一位大提琴演奏员，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党委书记。他为人正直，和蔼可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离开了香港舒适的生活，去了延安。作为我们的领导，又有在香港生活过的经历，他深知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毛病”，因此，他和我们聊天，什么都侃，交友，恋爱，结婚，生孩子，一点没有什么呆板，严肃，教条的感觉。有时我们去演出，他留在家里，晚上我们从外面回来天气很冷，当我们钻进自己的被窝时，感到暖暖和和，原来他将热水灌在玻璃瓶里并包上毛巾，把我们的被窝事先都捂热了。有时也放把毛刷藏在我的被里，当我伸脚进去，吓我一大跳，以为是条毛毛虫呢，乐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把他当作我们的知心朋友，有什么想不通的心里话，很愿意和他推心置腹。（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