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3月16日讯】（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6. 从停战到大转折

从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于5年里，社会与新政权的对峙暂告一段落。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以来，他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围绕继承权的内斗，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同时，社会也在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在这漫长的停战期间，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尝试让农业再次运行、协商其产品的价格，并努力活下去。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的话说：“仿佛农民乌托邦实际上是行得通的。”这个“农民乌托邦”，布尔什维克称之为“eserovshchina”（一个术语，其最接近的译文有点像“社会主义革命心态”），是基于数十年来在所有农民纲领中都处于核心地位的四个原则：第一，摧毁传统的大土地所有制（large estates），土地按照每户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第二，随心所愿地处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享有自由贸易的一切好处；第三，农民自治，以传统的农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y）为代表；最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简化为可能是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几个村庄才有一个农村苏维埃，每100个村庄才有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

从1914年到1922年一直未运作的市场机制，此时被布尔什维克当局部分恢复，并在认识到农民阶级的落后后被暂时容忍。向城市的季节性迁移，曾是旧政权的一大特色，此时也立即再次启动。因为国营工业部门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农村工业又开始起飞。饥荒越来越罕见，农民需要吃多少，就又能吃多少了。

这些年来表面的平静，不应掩盖政权与社会之间深层持续的紧张。社会尚未遗忘多年的暴力。农民们仍有诸多不满的原因。农产品价格很低，制成品既稀有又极其昂贵，且税收非常之高。农民们感到，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相比，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尤其是农民抱怨苏维埃政权当地代表无数次滥用权力。这些代表在“战时共产主义”的传统中长大。红色恐怖的很多方法仍然得以实行。农民经常受制于地方绝对权威的任意决定。根据1925年底秘密警察的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法制的地位”的长篇报告，“司法系统、政府行政机关和警察皆因广泛的酗酒而完全腐烂。贿赂司空见惯，过度的官僚作风和对农民群众的普遍厌恶遍布一切。”

根据图拉省秘密警察局长的一份报告，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谴责苏维埃官员最明显的滥权行为，但依然认为农村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未知地域，“满是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宗教领袖，以及还未被消灭的老式地主。”

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GPU，音译“格别乌”）情报部门的众多文件显示，普通工人也依然受到严密监视。作为一个在多年战争、革命和内战后仍在重建的社会团体，工人们总是被怀疑与农村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保持联系。告密者被安插进每家企业，举报可疑谈话、异常行为，以及“农民之敌视态度”。工人假期到乡间务农结束后，被怀疑将这种态度带回了城市。警方的报告将这些工人分为“敌对分子”、“明显受反革命基层组织影响的分子”、一般起源于农村的“政治上落后之群体”，以及被认为值得贴上“有政治觉悟”之标签的少数分子。任何罢工或停工都经过了详尽分析，其鼓动者都遭到逮捕。二者在失业率高企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这些年份中相当罕见。

来自秘密警察的内部文件显示，经过多年的极速增长，警察机构竟然开始衰落。这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改造社会的欲望逐渐减弱。从1924年到1926年，捷尔任斯基被迫与党内其他领导人陷入苦战。这些领导人认为，格别乌对于需要它所做的工作来说，显得过于庞大。结果，自创建起到1953年，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雇员人数经历了唯一一次大幅下降。1921年，契卡雇用了约10.5万名平民和近18万人的不同类型的部队，包括边防部队、铁路警察和集中营官员。到1925年，这个数字已缩减到约26,000名平民和63,000人的部队。这些数字还应当加进3万名线人。1921年，他们的人数还不能根据可用文件来估算。1924年12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写信给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我相信，苏维埃政权当前应推进到一个更自由的形式：压制较少、更守法、有较开放的讨论、地方各级（自然是在党的领导下）承担更多的责任等等。”

几个月后，1925年5月1日，曾主持对社会革命党人荒唐审判的革命法庭庭长尼古拉．基里连科（Nikolai Krylenko），给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批评格别乌的过分行为。1922年和1923年颁布的几项法令，将格别乌的角色限定在间谍活动、土匪活动、伪造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上。只有格别乌有权审理属于这些类别中任何一类的罪行，其特别法庭有资格宣判放逐和软禁多达3年、放逐到集中营，甚至死刑。格别乌1924年开放的6.2万份卷宗中，超过5.2万份被转送至普通法院。格别乌特殊部门本身调查了9000多个案件。鉴于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基里连科总结说：“人们被放逐，被迫生活在西伯利亚某个被遗忘的角落里，身无分文。他们忍受着可怕的条件。被送往那里的人，往往是十七八岁，来自学生背景，或者是七旬男子、神职人员，以及属于‘社会危险阶级’的老年妇女。”

基里连科提议，“反革命分子”一词应予保留，用于特指已知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成员的人。他认为，这一限制将避免“格别乌的部门对该词的非法解释”。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迅速对这种批评作出反应。他们向党的高级成员，特别是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谈及严重内部问题的持续存在，包括假想的由外国精心策划的转移视线手法，如波兰、波罗的海诸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根据1924年格别乌的年度报告，这个秘密警察机构：

• 逮捕了11,453名土匪，其中1,853人被立即处决。

• 拘押了926名外国人（其中357人被驱逐出境）和1,542名间谍。

• 阻止了白军在克里米亚起事（此次行动期间有132人被处决）。

• 对无政府主义团体展开了81次行动，导致266人被捕。

• 肃清了14个孟什维克组织（540人被捕）、6个右翼社会革命党组织（152人被捕）、7个左翼社会革命党组织（52人被捕）、117个“多元化的知识分子组织”（1,360人被捕）、24个君主主义运动团体（1,245人被捕）、85个神职人员和宗派人士组织（1,765人被捕）和675个“富农组织”（1,148人被捕）。

•在1924年2月和7月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放逐了约4,500名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盗贼、惯犯和耐普曼（Nepman）”（企业家和小商人）。

•软禁了18,200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个人。

•阅读了507万8174封信件和各种信函。

这些数据表面看，具有官僚式的精确和一丝不苟，但人们可能会怀疑，它们有多少可信度。这些数据被纳入1925年格别乌的预算当中，其作用可能是显示，该秘密警察机构在面对来自国外的威胁时并未丧失警惕，因此应予以考虑增加资金。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对历史学家来说仍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们揭示了过去所用的镇压方法仍在被沿用，以及该政权对潜在敌人的臆想。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广泛的镇压网络，虽然暂时不那么活跃，但仍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尽管格别乌削减了预算且受到布尔什维克低级官员的批评，但由于日益强硬的刑事立法，格别乌的活动又开始增加。1924年10月31日通过的《苏联刑事立法基本原则》，以及1926年通过的《刑法典》，实际上显着扩大了所谓“反革命罪”的定义，也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这个概念编入法典。《刑法典》将任何非直接打算推翻或削弱苏维埃政权，但本质上是攻击“革命无产阶级政治或经济成就”的活动，纳入反革命罪当中。因此，该法不仅惩罚了故意的违法行为，也禁止了可能的或非故意的行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被定义为“任何犯下危害社会行为、与犯罪集团保持联系，或其过去行为可能被视为危害社会的人”。凡属于这些极具弹性之范畴内的人，都可能被判刑，即便是在完全无罪的情况下：“法庭可能会用这些社会保护措施，来对付任何被列为社会危险人物的人。他们可能犯下具体罪行。即使当时被证明没犯具体罪行，他们也依然被认为对社会构成威胁。”1926年生效的那些措施，加强了恐怖的法律基础。这些措施中包括有名的《刑法典》第58条，其对反革命活动的定义有14种之多。1926年5月4日，捷尔任斯基给其助手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写了一封信，在其中制定了一项“打击投机”的庞大计划。这封信揭示了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和“内战精神”在布尔什维克高级官员中的持久性：

“这场反‘投机’斗争如今格外的重要……莫斯科必须彻底清除这些寄生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叫波克尔（Pauker）从莫斯科居民的档案中收集所有可用的文件。至今我从他那里都一无所获。你不觉得格别乌应设立一个特别的流放地部门吗？它可能由一项特别基金提供资助，而该基金来自没收的钱财。根据一项预先制定的计划，我们可能在最遥远和荒凉的地区重新安置所有这些寄生虫。否则，寄生虫将致使我们毁灭。因为他们，农民没有更多的财产；因为他们的阴谋，价格在不断上涨，卢布也在贬值。格别乌必须尽快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待续）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