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3月12日讯】写下这个怪怪的题目，是因为昨天看到一篇题为《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文章，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这分明是要开历史倒车，返回那个荒谬的时代。

文章作者叫于鸿君。上网一查，才知道此君不仅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负责纪检和组织工作，还是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

这些年来，人们把教授称为叫兽，我看就是这种害群之马闹得。本来是党委副书记，还要当博导和教授！你说北大的纪检工作和组织工作能有个好吗？

于鸿君在北大的情况，我不了解，也不想多费笔墨。我想说的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祸害了我的青春，还让我练就了一颗贼心，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担心如果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不知会让多少年轻人走上弯路和邪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把当时干的那些烂事拿出来晒一晒。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下乡插队的。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比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早四年左右。

当时选择下乡，从大气候来看，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因为他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有作为的。”于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下乡后不久，就是元旦、新年两大节日。当时插友们（请不要胡思乱想或过度解释）都回太原了，我因为是事务长，需要看管粮食，只好留下来。当时苗必成是集体户负责人，李洪飞（已故）是帮厨，所以他俩也主动留了下来。

大家走了以后，我和苗必成到村口散步，看着远处的一片空地，便激情澎湖，思绪万千，幻想着如果能在这里建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该多好啊！

但是没过多久，市安办严主任将原来的集体户拆散，然后化整为零把我们分到八个生产队。打这以后，我才开始接点地气，并逐渐明白所谓上山下乡，所谓广阔天地，不过是为了疏解城市就业压力，挖的一个大坑。要想离开，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从此以后，我们这帮人有形形色色的表现，除了男的偷自行车、贪污公款、女的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之外，大多数人只能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相比之下，四队的杨某某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异数。

据说杨同学的父亲是矿山机器厂的工会主席，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说话，无论什么人，想用三五句话让他开口，是不可能的事。尽管如此，他干起活来却特别卖劲，这就让他成为踏实肯干的典型人物。

不久，杨同学又爆新闻，原因是他自愿当羊倌去西山放羊。放羊是最苦的一种农活，不仅要离家别舍，风餐露宿，一走就是半年以上，而且还不知会遇上什么危险和困难。于是，杨同学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

正因为如此，杨同学被当地一位农民相中，很快就把大长腿女儿嫁给了他。到了1971年大家返回太原的时候，杨同学本来说不走了，但后来还是抵御不了城市的诱惑，携妻子回了太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杨同学返城不久，他父亲就买了一辆桑塔那轿车，让他成为全市第一批开豪华计程车的人。不幸的是，没过多久，杨同学就遭遇劫匪，在大营盘附近遇刺身亡。这好像是上世纪80年前后的事。

话说回来，就在杨同学有口皆碑誉满全村的时候，我却为了参加高考，向生产队请假返回太原复习功课。遗憾的是，正当我准备冲刺的时候，广播里传出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我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乡下。

哀莫大于心死！从此我觉得今生今世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既然如此，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情操，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全给我滚他妈的蛋！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在这种情况下，我起了贼心，壮起贼胆，干了许多出格的事。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守护，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大吃一顿。

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假装进地里方便，便将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一样，大摇大摆地返回宿舍。

有一年，六队的芝麻收割以后，放在知青集体户的房顶上凉晒，于是男生便在夜幕降临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一辅，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下来，几斤芝麻就到手了。我去找他们玩，也如法炮制，干了几次。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可是稀罕货，平时在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小麦打场，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全队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大干三天。在轮班休息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袖口一扎，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把衣服披在身上，返回家中（当时我与另一个插友住在政治队长冯西铭家里）。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那年暑假我带两个妹妹来村里玩，每天吃得就是这些小麦。而当时城市里的供应，只有30%的白面。

后来，我被挤兑到饲养院居住。起初在一个由大门道里改成的两面漏风的房间，后来又搬到厕所与马厩之间的一个牛棚里。因为没有炉灶，我们只能与饲养员共用。每天中午收工以后，饲养员要喂牲口，这时邻村卖豆腐就来了。于是我和插友徐某某乘机从大缸里挖一瓢饲料，换上二斤豆腐，就可以美餐一顿。

随着时间的推移，贼胆也越来越大。于是在夏秋季节回家的时候，也不会空手而归。比如想带玉米，就会早早出发，到了村“五环”以外，把玉米掰下来装入一米多长的帆布口袋。然后搭在自行车上，直奔太原。

今天我把这些事情和盘托出，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所以，对于北大于教授那个祸国殃民的条陈，一定要提高警惕。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