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1月08日讯】NKVD在运作
1937年，在西班牙，打着“情报组”名号的NKVD已成为内务部的某种附属机构。共产特工也控制了安全部门的领导权。1937年春夏，是阿尔弗雷多‧赫兹局活动强度最大的时期。赫兹本人被朱利安‧戈尔金称为“审讯和处决大师之一”。休伯特‧冯‧兰克（Hubert von Ranke）自1930年以来一直受雇于艾尔诺‧格罗，此时与赫兹一起工作。他曾是国际纵队台尔曼营（Thälmann battalion）的一名政治委员，后成为部门首脑，负责讲德语的外国人的安全。他可能就是在此时逮捕埃文‧沃尔夫的。沃尔夫后来被释放，但不久后永久性消失。
卡蒂娅‧兰道于1937年9月11日被情报组的两名成员逮捕。她后来就冯‧兰克所使用的手段写道：“GPU最坏的特工之一──莫里兹‧布莱斯勒（Moritz Bressler），别名冯‧兰克，最是无法无天，连指控都不提出就直接抓人。他和他的妻子塞普‧卡帕兰兹（Seppl Kapalanz），曾因怀疑一名同志知道库尔特‧兰道的下落，而一度逮捕了他。‘如果你不给我们他的地址’，他们说，‘你将永远无法离开监狱。他是斯大林和人民阵线的敌人。我们一找到他住在哪里，就会杀了他。’”
1937年4月9日—10日的夜间，一位名叫马克‧雷恩（Marc Rein）的俄国流亡青年，在巴塞罗那的酒店房间里失踪。他曾是挪威和德国极左翼运动的志愿者。他失踪几天后，他的朋友察觉到他不在，就报了警。马克‧雷恩是第二国际流亡的俄罗斯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Rafael Abramovich）的儿子。这一事实，加上他的朋友和家人找到他下落的决心，在国外引起极大震动，以及西班牙共和国的诸多深刻反省。西班牙政府被迫指派自己的一名特工来展开调查，发现阿尔弗雷多‧赫兹局应对这起失踪案负责。NKVD警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1937年7月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挑起了他的一个情报人员（SSI 29）与赫兹和戈麦斯‧恩佩拉多尔之间的对抗。次日，SSI 29本人被赫兹局逮捕。不过，雇用他的情报机构势力强大，让他在第二天即获释。SSI 29，真名为劳伦契奇（P.Laurencic），于1938年被找到，遭佛朗哥追随者逮捕，送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作为NKVD特工被处决。
尽管雷恩事件至今仍悬而未决，但它确实起到了这种效果：于1937年7月终止了阿尔弗雷多‧赫兹和戈麦斯‧恩佩拉多尔的活动。他们的特务机构在维多利奥‧萨拉新的领导下解散和重组。8月15日，国防部长、社会党人因达列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成立了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SIM），作为所有政治监视和反间谍组织的保护伞。SIM很快就有了6,000名特工为其效力。来自赫兹局的许多“技术人员”索性直接进入该组织。1939年，普列托承认，原则上是反间谍机构的SIM，从根本上说，是由苏联NKVD设立的；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它立刻就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压力下，普列托于1938年4月5日被从政府中撤职。
朱利安‧戈尔金描述了SIM的活动： “他们凭着自己的心血来潮或一些NKVD报复政策来抓任何人。嫌疑人随后被投入监狱，被提起指控……SIM常年累月地保存档案，借口是它一直需要更多的信息。SIM也是所有地方法官和律师的祸害，因为如果一个法官确信囚犯是无辜的，那么SIM就直接推翻他的决定。”
瑞士共产党人鲁道夫‧弗雷（Rudolf Frei）负责安排把志愿者从巴塞尔（Basel）转移到西班牙。他是一名退休技工，曾于1931至1932年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校修读课程。应他本人的要求，他于1937年底被调往西班牙，并负责掌管SIM的控制处。在那里，他要专门监视瑞士的志愿者。
1938年夏季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监狱中所关押的很多反法西斯主义者都被带到前线，与佛朗哥一派的俘虏一起，被迫经常在很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劳动，诸如开垦梯田，没有食物或医疗护理，且处于共产党袭击的永久威胁之下。德国共产党异议组织成员卡尔‧布劳宁（Karl Bräuning）成功脱逃。六个月后，1939年12月，他给一些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们在7月所经历的是可怕而残酷的。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House of the Dead）根本不值一提……我们饿到常常神智不清。我的体重是过去的一半，只剩皮包骨。我们一直生病，根本没有任何力气。落到这步田地时，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只是纯粹的野蛮状态。法西斯主义仍有很多东西要从那些土匪身上去学。相形之下，它算是文化和奢侈。我们简直是要以法律手段被强迫工作致死，这一点一定写在了我们的档案中，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
巴塞罗那的“莫斯科审判秀”
尽管进行了重组、渗透和伪装活动，但NKVD还是遇到了障碍。POUM因对其的野蛮镇压，获得各革命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在法国成立了“捍卫西班牙共和国革命囚犯联盟”（Cartel for 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ary Prisoners in Republican Spain）。于是，公开的公众行动就与苏联隐秘的操弄对立起来。三个代表团被派往西班牙进行调查。第三个代表团，1937年11月由独立工党的约翰‧麦戈文（John MacGovern）以及费利西安‧沙亚耶（Félicien Challaye）所领导，获准访问巴塞罗那的监狱，特别是那座关押着500名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模范监狱，并收集他们关于自己受害的证词。麦戈文和沙亚耶成功地安排了十几名囚犯获释。他们也试图进入洪塔广场（Junta Square）的NKVD秘密监狱。尽管得到了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Manuel de Irujo）的支持，但他们还是被禁止进入。麦戈文总结道：“面具已经掉落。我们已经揭开面纱，显示了谁握有实权。部长们想要帮助，但实际上无能为力。”
1938年10月11日至22日，POUM执行委员会成员──戈尔金、安德拉德、帕斯卡‧希罗内利亚（Pascal Gironella）、何塞‧罗维拉（José Rovira）、阿切尔、博内特、让‧勒布尔和何塞‧埃斯库德（José Escuder），被带到一个特别法庭受审，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莫斯科的审判秀。这场审判的目的之一，是为莫斯科声称托派在各方面都在危害党的说法增加可信度。不过，西班牙的激进分子断然否认了这一指控。安德烈‧纪德、乔治‧杜哈梅尔（Georges Duhamel）、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保罗‧里维特（Paul Rivet）发电报给胡安‧内格林，要求给予被告公正的审判。因为这些指控是基于暴力逼取的口供，一些相当混淆的情况随之而来。共产党报刊大力要求判处死刑，但无人宣布判决。尽管如此，POUM激进分子还是于11月2日被定罪，被判处15年徒刑（唯一例外的是，霍尔迪‧阿切尔被判11年，以及大卫‧雷伊﹝David Rey﹞被宣告无罪）。他们被裁定犯有“在《战斗报》上谎称，共和国政府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并有系统地追捕所有拒绝服从这类命令的人”──这一说法本身似乎更像是一种不打自招。
共和国的失败于1939年3月告一段落后，SIM最后一任主管试图将这些囚犯交给佛朗哥的部队，以便他们可能遭枪毙，指望共和国的敌人去完成NKVD特工已经开始的邪恶任务。幸运的是，POUM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成功逃脱了。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