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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 红四方面军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这个纲领里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而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财物来源是否正当合法，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霸的”。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导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红军洗劫 川北难民为患
红军来了，川北会有什么变化？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等报都有报导，现摘录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导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
“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
“最可恶者， 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 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
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着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
“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导，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向重庆等地，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导大致相符。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 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
红军所到之处 民生凋敝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当时川北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四川军阀们混战时，川北还是个好地方，红军来才两年，川北就变成了是挤掉了汁的柠檬，是谁把川北的财物榨干，不就是中共吗！
大撤退前的大焚烧
红军在退走前，除运走不少牲畜，粮食和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不忍动手，因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而出走，成了中共的反面人物，才有可能让人们部分了解中共杀戮根据地（苏区）百姓的真相，其实在其他根据地（苏区）也一样，若有区别，就是杀人的多少和程度上的差别，但根本就不让人们去触及。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