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10月22日讯】多年来，服务于中共政权的大陆媒体最擅长的，就是揭批他国的阴暗面、然后与之比烂。就国民自杀这种大量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惨剧来说，无论其比例高低，都只能尽显人类道德体系的缺失、社会的冷漠。可笑的是，在中国的高自杀率一直都饱受世界诟病的今天，中共为粉饰自己，还拿韩国垫背来说事，说其自杀率比中国更惊人。

某陆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连续13年来，韩国的自杀率一直高居OECD（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成员国第一位”；“每10万个韩国人中，就有32人自杀”。撰文者以首尔的麻浦大桥为例，声称“早在2007年，桥上的投江者就超过了100人”，“改造成‘生命之桥’——桥上的栏杆被贴上了各式各样的安慰标语、家庭合照与美食照片”之后，“自杀者反而越来越多”。

即便这样的悲剧属实，但我们也发现，整个韩国社会对这些自杀者的关注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行动，是中共治下的中国难以匹敌的。比如，在麻浦大桥上贴安慰标语、以激发自杀者对生命向往的，是韩国知名企业三星旗下的生命保险公司。除了以此来打造企业形象之外，三星积极的践行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不该被忽视。此外，“那些不曾有过轻生念头的人”对“生命之桥”所产生的感动，恰恰也是中国社会所缺失的。

随着麻浦大桥逐渐成为人们眼中的“自杀之桥”，韩国政府不仅“将原本容易跨越的栏杆加高”，还在桥上“引入了24小时监控与水难救助队”。“安置在桥上的摄像头”多达49个，“一旦发现异样，便紧急出发”；“救援人员仅花4分钟就能达到现场，自杀的救援成功率从60%提高到了90%”。在这个“每个人都至少有过一次自杀念头”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是，绝望的人群并非孤立无援，颇受社会关注的他们总能获得绝处逢生的希望。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一个大家所熟知的、颇有代表性的案例谈起。今年6月，甘肃庆阳19岁女孩李某亦跳楼自杀了，原因是被自己的班主任猥亵，但却投诉无门。她曾在控诉状中写道，“在同学眼中我成了得怪病的人，到处遭受嫌弃。而猥亵我的班主任却成了可怜的人”。尽管在舆论压力下，当地教育局“将涉案老师调出教育系统、取消其教师资格”，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仍反映出中共治下官官相护、司法不公的现实。

李某亦如此绝望，不仅是因为身边那些熟人的伤害，还由于跳楼之前，围观、旁观者的冷嘲热讽。在现场驻足、观望的数百人不时发出鼓掌和欢呼声，他们冷漠的催促女孩快点跳楼：“怎么还不跳？”“你倒是快跳啊！”“在那里犹豫什么？丢不丢人？快跳啊！”就在女孩跳下的那一刻，楼下的人们甚至“鼓起了掌”，“有人吹口哨，表示‘跳得好’……”不难想像，活在这样一个冷血世界，不想死的人恐怕都觉得生无可恋了吧！

在如今的中国，像这位女孩一样、无法为自己维权、申辩而被迫选择自杀的平民大有人在。其中，上访者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群体。根据过往的新闻报道显示，“仅2014年，在北京就发生过多起访民集体自杀事件”。2015年，30多位访民在王府井大街集体服农药自杀。尽管后来“已被送医救治，均无生命危险”，但不少人认为，“他们用生命维权，（是）可悲的老百姓”；“如果不是穷途末路，没有人愿意用生命冒险”。

相比访民自杀事件本身，更令人关注的往往是其自杀的原因。有媒体分析称，“访民自杀是中共地方政府根本不解决问题造成的”。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就是由以权谋私、惟利是图的中共一手造成的。如此才能解释，为何中共始终不愿承认、面对和解决访民的问题。在导致访民自杀的诸多原因中，以房屋遭到强拆为最普遍。政府为了征地、卖地，不惜暴力驱赶原本有房可住的居民，导致其无家可归，这不是不让人活吗？他们即便不自杀，也会觉得生不如死。

相比韩国或他国个人的自杀行为，中国人选择自杀却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大陆的官方数据显示，“女性、青少年和老人是最容易自杀的三大人群”。然而，这三大群体恰恰是一个社会最应该被保护的人群。其中，“自杀倾向最高的年龄组是15到34岁”。可见，哪怕正值青春年华，中国人也同样感到处境危殆、生无可恋。

2011年，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数据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自杀率上升了60%，其中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是城市的3倍”。另有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尤其是中国年轻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更是远远超过城市”。

正如“大陆自杀者包括农民、失业下岗人士、生意失败者等各阶层”所指出的，如今中国想要寻死的人是以“阶层”计的。在这个“阶层”中，不仅有弱势和底层，甚至还包括权贵和官员。

大陆官方刊物《廉政瞭望》就曾报导，“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大陆媒体至少报导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而今年5月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6年，有243名官员自杀，‘十九大’后未有退潮迹象，去年11月至今年4月就有数十人自杀，其中不乏高级官员”。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另据网上的一份中纪委内部资料所记载，“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中共各级官员……自杀身亡者1200多人”。

中国大量的自杀者不仅能以“阶层”计，还可以“分钟”计：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中国人自杀。如果再以“年”和“天”来计，“每年自杀人数在25万至28万人之间，每天有750人自杀”。

而中国“万分之二点三”的自杀率，即便低于韩国“每10万人中，就有32人自杀”的比例，也不能以“人口基数大”来掩盖“中国自杀总人数占世界的1/4以上，居全球首位”的这一惨烈事实。更令人感到悲凉的是，相比韩国拥有大量的自杀救援者，中国却只有索要高价的捞尸人。

可见，韩国即便“自杀率高居不下”，也无法与红朝中国相较。在极权统治下，中国人都在或早或晚的被逼至绝境。那些选择了自杀的，是因为被暴政剥夺了活的机会和权利；而那些尚在挣扎、残喘的，也很快发现，并没有活路可寻。在一个被邪党活活掐住了咽喉的国度，“民不畏死”或已成常态。这才是比国民自杀更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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