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10月19日讯】第一位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一生研究货币和经济发展的已故台湾中央研究院蒋硕杰院士,对于凯因斯理论的批判完全不亚于海耶克,并不是因为蒋院士是海耶克指导的博士生之故,而是蒋院士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时就发现凯因斯理论的错误,终其一生对凯因斯的批评不遗余力,而他在一九八零年代和王作荣教授打笔战的所谓“蒋王论战”,简直就是海耶克和凯因斯论战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十月蒋硕杰抵达英国,但开学时间已过,要入学还要考试通过,蒋硕杰利用这段时间进补习学校准备第二年的考试。隔年春天,他如愿考取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求学期间,战争持续进行。一九四一年完成大学学业,因战事影响无法回国,蒋硕杰必须找工作筹措财源。他到利物浦的中国领事馆打工,当一名小小的主事,其中一项工作是帮离家在外的船员翻译,负责为中国船员写文件,解决困难。
在这段期间,影响蒋硕杰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协助船员时,体会了“五鬼搬运”的可恶和可恨。他的工作包括协助船员将薪水兑换成在战乱时代比较强势的货币。当时的船员根据一些老船员的经验之谈,普遍认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镑贬值很多,但中国未参战,又走银本位制度,加上战后美国为救经济不景气,收购白银,致白银大涨,因而中国货币也大为值钱。
这个经验让老船员有着“欧洲国家的货币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观念,认为应兑换成中国货币才行。二次大战期间,这种观念也使其他船员认为中国货币会升值,英镑会贬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国发行新货币“法币”,船员相信法币会像一次大战时的中国货币一样强势,多要求船公司改发中国货币,但船公司只管发英镑,拒绝帮船员换钱。船员乃向中国领事馆求助,希望至少换成中国当时通用的法币。
其实,二次大战的情况已与一次大战时大不相同。国民政府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使货币和贵金属脱钩,结束长达近百年的银本位币制。蒋硕杰以其专业判断,发现在战争期间,中国法币因过度发行,已经快速贬值,将英镑换成法币一定吃亏,很替船员觉得不值。但船员们坚持要兑换,蒋硕杰只好将这项请求转告给伦敦大使馆,由大使馆委托伦敦中国银行协助船员换钱。中国银行马上派人来办理,结果生意大好,中国银行一天中就收兑一万多英镑的工资,当晚开心办庆功宴,但蒋硕杰看在眼里,觉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顿饭。
不久后,蒋硕杰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员,船员表达希望蒋硕杰将他仅有的遗产,想办法送回他家里。蒋硕杰感叹:“这时你的钱已经不值钱了!”英镑的贬值不如法币贬值快,船员们将英镑换成法币是太不划算的做法。
这件事冲击蒋硕杰极大,他认为收购这些船员的英镑,兑换为法币是件极不道德的事情,把值钱的货币换成很快就要贬值的货币,是不道德的行为!他当时希望未来有机会写文章批评这种偷窃行为,而凯因斯正是建议法国财长狂发货币让其贬值来还战费的人,当然是蒋硕杰要大力批评的了!一九八二年“蒋王论战”时,蒋硕杰终于将“五鬼搬运法”这个词在通俗文章中写了出来,之后就被人们琅琅上口。
蒋硕杰很不适应工作的状况,一九四二年海耶克帮他找到奖学金,让他得以辞掉工作重回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研究生的生活。蒋硕杰从未正式上过凯因斯的课,因为当时凯因斯一直担任公职,但听过一次凯因斯的公开演讲,讲题是“如何筹措战争经费”。至于凯因斯的经典之作《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蒋硕杰在一九四零年大二暑假时到威尔斯(Wales)逃避轰炸时看的,起先对书中低利率、创造需求以刺激景气的新颖看法,觉得很有兴趣且相当认同,而且也对凯因斯很仰慕。当蒋硕杰再回到学校上课时,又听了许多关于凯因斯理论的课,因而有一度对海耶克的主张产生怀疑,但鬼使神差,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货币贬值造成财产缩水,银行利用汇兑换利,却绝不对船员提到这种危机,让他有所感触,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反而认为是凯因斯理论很有问题。
蒋硕杰认为凯因斯是个聪明人,总是为了支持辩护他心中的某种政策上的信念而构造出一套理论。《一般理论》是为了替扩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经济衰退的政策撑腰而产生的;为了筹措战费,凯因斯又即刻创造出另一套理论来,即“如何筹措战争经费”中提出的“强制储蓄”的办法。在《一般理论》中,凯因斯将储蓄指斥为有害无益的自私行为,但在后者中却又将储蓄视为爱国有益的行为。蒋硕杰感慨说,聪明人往往可以翻云覆雨地变来变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执一端!
重回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研究生的蒋硕杰,对自己开始有了信心,其表现突飞猛进。他观察经济局势,加上海耶克引领他进入自由经济,体认到凯因斯学说并非经济学界的蜜糖,反而可能是毒药,就开始对凯因斯学派提出批评,他对凯因斯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就在这时完成。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院有两个研讨会,一个由海耶克主持,蒋硕杰参加的则是由三位凯因斯学派的年轻教授主持的研讨会,分别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罗宾逊夫人(Mrs. Robinson),以及意大利人史拉法(Piero Sraffa)。开学第一天,谁都不想当第一个报告的学生,蒋硕杰却被分到首位。
凯因斯那时在一本优生学杂志,发表一篇讨论人口增长影响经济景气的文章,认为人口成长率和经济繁华有关。英国因为人口成长很慢,使得对住屋的投资减少,而投资不足致使经济不景气,而在人口成长快速的国家,对经济产生刺激,容易繁华,不容易失业。
这篇文章获得凯因斯学派学者的肯定,认为是了不起的理论,甚至还有学者以此为基础,写了《人口渐减之经济学》专书。蒋硕杰被指派报告,并批评这篇文章。年轻气盛的蒋硕杰一看文章,就觉得有问题,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中国人口成长快速,却没能见到繁华,于是蒋硕杰对该文批了一顿。心里有数的蒋硕杰,认为三位老师一定会把他修理一番,因为听说这批凯因斯学派的老师对于批评凯因斯的人都很不客气,没想到,报告时的情况正相反。三位老师没打断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竟然顺利平安过关。
信心大增的蒋硕杰,就将该报告拿给海耶克,请他批评。海耶克很认同蒋硕杰的观点,又拿给另一位学者Barlett Whale看,他们两位都是《经济学刊》(Economica)的编辑,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登了蒋硕杰的文章,篇名为“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General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研究生第二年,蒋硕杰再对卡尔多于一九三九年发表的“Specul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该文将凯因斯的乘数理论做了新解释,当时很出锋头,但蒋硕杰颇不以为然,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篇批评文。卡尔多对该文不置可否,也不打算修正自己看法,蒋硕杰乃将该文投到《经济学刊》,获得更好的回响。不但获得海耶克采用刊登,还称赞蒋硕杰对经济学做了重大贡献。
蒋硕杰再接再厉,第三次为文重批剑桥大学的资深学者庇古(A.C.Pigou)。庇古是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仅三十一岁时就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历来最年轻的讲座教授,在当时是学生的蒋硕杰眼中,大师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凯因斯在那时还只是剑桥大学的副教授。不过,蒋硕杰看到庇古《就业与均衡》(Employment and Equlibrium)书中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并在凯因斯主编的英国皇家学会旗下的《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登出来。该文让庇古脸面不好看,但最终在第二版中更正了蒋硕杰指出的错误。其实,《就业与均衡》出版时,不少英、美年轻学者都写过书评,也提出批评与建议,但庇古一条也没有接受,第二版时,却接受蒋硕杰的意见,修改了两个章节。蒋硕杰批评庇古的文章,是《经济期刊》第一次刊登中国人的文章,凯因斯是当时的主编,还写了亲笔签名信给蒋硕杰。
一九四五年,蒋硕杰自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隔年,在海耶克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获最佳博士论文赫其逊银牌奖”(Hutchinson Silver Medal)。终其一生,蒋硕杰奉献心力发扬自由经济,讲清凯因斯理论的错误及其可怕后果,他公开指出凯因斯充斥着“野狐禅”(即妖魔鬼怪)的气息,时刻对凯因斯理论充满戒心。不过,海耶克和蒋硕杰师徒俩的高瞻远瞩,还是阻挡不了凯因斯理论的席卷全球并荼毒人类,怎不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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