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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九岁娃自己搓绳吊死

湖北省利川县柏杨大镇的范燮阳回忆：一个他记不得名字的九岁娃娃，用自己搓的草绳上吊了。寻死前，孩子老重复说：“吃不饱饭，不如吊死去。”那时候，稻草都堆在生产队场院，他就偷偷抽了一小捆稻草回来。家人问他干啥，他说是拿来玩耍的。大人也没太在意。他就是背着家人用偷来的稻草，自己搓绳，自己吊。他吊死在自家后院，干瘦的尸体像个竹竿杆。

43、娃娃借裤子报丧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镇临水乡红泉村沈存敬：我爹饿死头天下午还给生产队翻地着哩。次日早晨就不行了。我妈没有在家，到二队开会去了。那是十一月了，我光着个屁股，跑到二队把我妈叫回来，我妈看住我爹，我得去中区叫我姐姐，我妈觉得光着屁股在外跑不好看，就去三婶家借了一个娃娃裤子，我穿上去叫姐姐，我姐一进门，我爹就落气了。

我姐夫借来木头做棺材时，我大哥从黄里铺买回来的骆驼蹄子、牛蹄子，熬胶粘木头，熬着熬着，就被饥饿的木匠吃掉了。村子里乡亲帮忙把我爹埋了，算是没有用席子卷着出去。

44、劳改营右派扒下偷柴民工棉袄导致毙命

顾准先生在《商城日记》中写道：冯顺抓到一个偷柴火的民工，三个右派合力扒下他的棉袄，令他光膀而去。现在是12月天气，雪都下两场了，他不饿死也一定冻死。果然，闻此人又到别处偷衣服，被捉住，许多人眼看着他被打得半死，将次毙命。

45、父亲饿杀前先淹死儿子

《墓碑》记述：1959年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

46、把没用的瘸子活埋

李素立在《豫东事件探秘》中写道：永城县荒北何庄的万良魁说：队长周豫才活埋了万瘸子，瘸子是万良魁的侄子，有十七八岁。队长说，万瘸子没有屌用。万瘸子饿得没有劲了，活埋在场里的粪池子里。

47、一马车拉30多个死人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里记载：湟中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率达49%。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死绝1,000多户。

48、一个坑埋36具尸体

余德鸿记述：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49、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余德鸿记述：信阳所辖县区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过年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50、劳改队里埋一具尸体奖励二两米

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廖沛林回忆：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中共建政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一个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已经有很多犯人浮肿，三肿三消就没命了。队里天天都在死人，每天专事埋人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拖死猪样拖出去，免得第二天再麻烦。从近到远，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也不少。在死气笼罩下，人的嗅觉已经迟钝，根本闻不到腐臭。活着的人早饿成了行尸走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又让转换工地，到60华里外的江镇修水利。正常情况下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由于把部分人饿得走路打晃，直到两天后，200多人中还有17个没有到地方。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

到江镇水利工地情况更糟，病倒送到医院死的更快，无一活着出来。医院人满为患，从每天埋几具尸体，很快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埋一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到1960年是十个、八个一堆。

51、用白杨树枝包捆尸体

依娃受访者酒泉县泉湖乡花寨沈惠珍：饿死的有娃娃有老人，有的全家就死掉了。队长找着我去埋过死人，我埋过三个。男人不耐饿，男人都拄着拐子，女人还好一点。几个女人用老牛车把死人拉到地里，挖上个浅浅的坑，车仰起来，掉下来是头朝地就头朝地，脸朝天就脸朝天。没有人给放平，谁放哩？有些包上些树枝就不错了，用白杨树枝一包，用些绳子一捆，再包啥哩？我铲不动，撒上些土盖上就行了。

52、妈妈已饿断气，女娃还在吮奶

杜治中先生回忆：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收尸。

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子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槛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

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

53、麻子女外泄饥荒实情，全县抓捕女麻子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委对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54、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新年，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55、潢川县这样“分配”死人数字

余德鸿记述：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位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寺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又改为2,907人，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56、把濒于饿杀的犯人从监狱转移到旅馆去死

依娃受访者天水市马凤英：天水市第三监狱的犯人尸体埋在北山里，有饿死的犯人，也有老百姓。挖了个大坑，摆上一层人，撒一层石灰，再撒上一层土。再排上一层人，再撒石灰和土。那一个坑里，就有三百多人。那时，我们家开着一个名叫顺义的小旅店，有22张床位。我们离天水市第三监狱很近。监狱就把快饿死的犯人背进来，或用担架抬进来。我们开店只能服从公安局的命令，不能多问多说。人家背来三个人、五个人，我们不敢问什么。濒死的犯人穿的破破烂烂，有人脚上没有鞋子。有人叫唤一阵，呻吟一阵，就断气了。把快死的犯人秘密转到旅店，是推卸责任，不叫人死在监狱里头。我们店里前后送来二十个，人一死，公安局就叫有些力气犯人提着铁锨来了。三、四个人把死人用一个席子一卷，用辆架子车就推出去了，就是让出来咽下最后一口气。

依娃问：为什么把快死的犯人送到旅店里？她回答：我想他们是怕犯人看见，把他们拉出来，其他犯人以为是病重了，把人送回去了，就不会影响其他犯人的情绪。不然监狱天天死人也不好看，就让死也死在外面。犯人家属来找的时候，也好交待一点。这些死者没有留下姓名，送来也不告诉姓啥叫啥，就是走走过场，他们都是监狱里挑出来的快饿死的人，奄奄一息的人，早晨送来，晚上就来埋人。

57、开个“改善生活”玩笑，新郎新娘获无期徒刑

四川资阳县的李诗信说：1960年，一位汪姓男子结婚，亲朋好友来家贺喜，汪家却拿不出任何食品可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开了个玩笑：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一个朋友就随声附和：“好！我们都愿意成为改善生活党的党员。”这个即兴解嘲的玩笑被人捅到了公安局，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处罚最重，双双判无期徒刑。

58、一封反映灾情的信换来两年徒刑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乡双塔村李英兰：我的二姨妈的儿子，叫李生德，在大队当会计，五八年粮食紧张，看酒泉饿死的人多了，就给中央写信，反映酒泉饿死人了。人家就把他抓到高台劳改了两年。

59、偷馍者与说“肚子饿”，各判刑八年

依娃记述：秦安县石南岔村一个叫满生的男子，在水利工地上偷了别人两个馍馍，为此坐了八年牢。同村另一个坐八年牢的，是甘肃的饿荒被北京最高当局追责、救灾之初。石南岔村的王维岐说：“抢救人命的来了，还是不敢说是饿下的，就说是有病哩，那里有个学生，说了肚子饿，吃不饱，就成了反动话，就法办了八年，劳改出来后连物件也找不上。”

60、安徽省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查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做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

61、幸存孤儿饥荒调查

管怀伦先生在《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中记述：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

62、全村仅剩一个老太太也疯了

《墓碑》记述：光山县槐店公社全原有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63、大饥荒死亡人数远超抗日战争

信力健先生在《三年饥荒死亡人数远超八年抗战》中写道：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

64、“宁肯四川饿死人”

《墓碑〉〉记述：当年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逐年下降。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65、四川的灾难最深最久

《墓碑》记述：1962年四川还在大量饿死人。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长寿县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

66、 四川饿死多少人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廖伯康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杨尚昆报告称，四川已经饿死1,250万人。

67、饿殍遍野外援照旧

何方先生谈援外：1958年后强调搞世界革命外交，1958年到1960年为9、9亿元，1961年和1962年为13、7亿，五年共计23、6亿元……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已有大批农民饿死的1959年，毛泽东6月批准出口419万吨粮食，这占当时储备粮的24%。

68、守着40亿斤粮食“人相食”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69、信阳死绝户、死绝村知多少

李素立先生在《商城“死绝村”调查》中写道：在研究商城大饥荒资料时看到：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全区死绝5万多户，毁灭自然村庄1万多个。商城县的“死绝村”达453个。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70、信阳事件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信阳专区辖18个县区，1958年冬——1960年春，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史称“信阳事件”。 其死亡人数，几次大规模调查都不一样，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5万人。这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信阳事件”的研究者朱健国先生认定饿死150万人。

71、“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

邵燕祥先生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去死的。”

72、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先生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由反对派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未完待续）

－－转自《纵览中国》

责任编辑：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