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1月23日讯】（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 围绕十月革命的悖论和误解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逐渐丧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人一样，历史学家似乎不愿抛弃这个元年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国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这些话出自一位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之口。它有助于阐明一种已成为永恒主题的思想。围绕1917年事件控制权的论战，在该事件过去80多年后，仍在激烈进行。

有历史学派认为，十月革命无非是一场暴动，被强加给一个被动的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包括一些人，他们对该事件提供了我们可称之为“自由主义”版本的解读。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十月革命是一个狡猾阴谋造成的结果；此阴谋由一小撮诡计多端和愤世嫉俗的狂热分子凭空想出；这些人在该国其它任何地方都没得到真正的支持。今天，这一解读受到几乎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偏爱。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之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也是如此。

撇开其社会和历史重要性不论，1917年的十月革命被重新解读为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使一个繁荣而勤劳、正顺利走向民主的革命前俄国改变了其自然发展进程。这种观点受到大声力挺和激烈辩护。它显然有利于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与“可怕的苏维埃插曲”区隔开来。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同过去存在着显着的连续性（其所有领导人几乎都是前共产党官员）。这种观点有助于使俄罗斯社会摆脱任何负罪感，也标志着不会有明显而公开的忏悔行为。这种忏悔源于对改革年代斯大林主义罪行令人痛苦的再发现。如果能够证明，1917年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不过是一起偶然事件，那由此可得出结论：俄国人是这些事件的集体无辜受害者。

另一方面，苏联的历史学试图证明，1917年10月发生的各个事件，是一场解放进程的高潮。该进程由自觉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群众推动，其高潮是合乎逻辑、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史学思潮以各种形式，把1917年的事件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十月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前进之结果，如果它是一次向全世界传达解放信息的事件，那么尽管斯大林时期犯过错误，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因此次革命而产生的国家机构，必定都是合法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自然造成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完全丧失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消失。反过来用布尔什维克那句出名的套话来说，就是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然而，就像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记忆一样，这种对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解读仍留存在人们心头，在西方也许比在前苏联更历历在目。

第三种史学思潮既不接受自由主义观点，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近来，它试图将意识形态从俄国革命历史中完全去除，旨在厘清 [用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话来说]“为何1917年10月（编者注：儒略历10月，公历11月）的暴动同时又是一场群众运动和一起实际只有很少人参加的事件”。在1917年那些事件引发的诸多问题中，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历史学家拒绝接受占主导地位的、对事件过于简单化的自由主义观点。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的军事化和俄罗斯帝国进入一战后的社会动荡，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曾出现过一股特定的暴力，为对整个社会实施的政治暴力铺路？一种本质上是大众化、平民化的运动，深刻地反独裁、反政府的运动，何以会使最专制、最集权的政治团体上台？最后，1917年全年俄罗斯社会无可否认地出现激进化，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具体现象之间，可确定存在什么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被视为两场运动的短暂会合，这也是近期历史学家中很多刺激性激辩的结果：一方面是一个政党在精心组织下进行的夺权。该党在其实践、意识形态及其组织上，完全不同于这场革命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另一方面是一场巨大而形式多样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有很多方面，包括一场极其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农民造反运动，其起源可追溯至俄国历史，其标志是对地主的仇恨，以及对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的极度不信任──实际上是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不信任。

这场叛乱大周期始于1902年，而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显示其进入高潮。1905年到1907年，外界就已感受到这些叛乱最早产生的实质影响。1917年是农业大革命的决定性阶段。这场革命是农民与大地主就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对抗，在农民看来，也是梦寐以求的“黑土分配”（Black-Earth partition）（即根据每户家庭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土地）的最终实现。1917年也是农民与政府对抗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农民拒绝了城市对农村的一切控制。从这个观点来看，1917年不过是一系列对抗中的一个阶段。这些对抗于1918年至192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得以延续，又因强制集体化，而以在农村的彻底失败告终。

1917年一整年，在农民革命势头增大的同时，由超过1千万农民兵组成的军队中，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衰败。这些农民兵被动员起来打一场他们根本不在乎的战争。俄国将军们一致叹惜这些农民兵缺乏爱国精神。他们的公民视野很少超出其农村社区的界限。

第三场基本运动产生于政治上活跃的工人阶级内部。他们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占劳动人口几乎不到3%。城市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所有产生自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过程延续了仅仅一代人。从此环境中诞生了一场旨在保护工人权利的运动。该运动以几个重要的政治口号而为世人所知，如“工人权力”（workers’power）和“权力归苏维埃”（power to the Soviets）。

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运动，源于帝俄统治下各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很多民族都要求首先实行自治，然后是独立。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场都根据自身的内在动力，以自己的速度进行着；每场运动都有自己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或该党的政治活动。但每场运动都成了摧毁传统体制和侵蚀一切形式的权威的催化剂。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叛乱，即实际为政治真空中的政治少数派所采取的行动，虽然中长期目标与所有这些运动迥异，但在一个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瞬间，与这些运动的诉求不谋而合。这场政治政变与社会革命短期内在时间上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叠在一起，然后在接踵而至的数十年专制统治中再度分开。

1917年秋季爆发的社会和民族运动，由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发展而来，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关系剧变、国家机器普遍失灵，或许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场全面的战争。这场战争促成了残酷的普遍氛围。#（待续）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