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5）

共产党暴政录：反右运动

编写：爱德华

反右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人们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公有领域）

更新 2018-01-10 7:00 PM 人气 2178

标签: 反右运动, 共产党, 暴政, 劳教制度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1月10日讯】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呢？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对知识份子的仇视，及认为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共的理论及纲领都是暴力、独裁的，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当时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是知识份子。毛1947年11月30日给史达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中共夺取政权后初期，由于中共干部大部分是土包子，根本不了解如何治理国家，因此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才通过了《共同纲领》精神，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让中共干部有个了解政权的运作过程，这只是嗜斗、嗜杀的中共的策略而已。待熟悉政权的运作过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清除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

1）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整肃知识份子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但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中共暂时找不到切入点。而在国际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开始，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裴多菲”俱乐部引发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诉求，后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此处不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问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份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人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出来了。这给中共的启示很大，于是“引蚂蚁出洞” （以后改称“引蛇出洞”）的计划出笼了。

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在1957年1月毛泽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可以找到藉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思路。他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当时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许多人诚恳地给中共提出了许多建议,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

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发表得差不多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

一九五七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倡狂。……我们还要让他们倡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倡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注意，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是要把右派当敌人歼灭的。

2）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共的大刀终于出鞘了，大鸣大放中提的意见都成了罪状，三百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劳教制度

如何处置这些没有触犯刑法的众多右派，配套措施出台了—-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它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于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从法律上正式生效。

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但据后来的解密材料，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含各个阶层，为317万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317 万和55万两个数字的巨大差异，55万是平反的数字，右派人数远超过55万，否则那来“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有些右派还在本单位接受改造，没有失去下放和劳改。317 万和55万的差值就是各次运动中被中共搞死的右派、自然死亡的及农村的右派，比如：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仅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中共说中国农村没有反右，但《反右绝密档》显示，中共农村“反右”整死了好多人。1957年中共在农村开展了主要针对中共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还有1958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不同意见者就被整肃。“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统购统销’ 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如同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大饥荒惨状知之甚少，农村的“右派”也就没人给他们申冤和平反，自生自灭。

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

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是四川达县（今达州市）的小学生张克锦（画家），十二岁被划为右派（“右童分子”），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属于“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此外，还有“内控右派”，档案中记着，由中共书记等秘密监视其言行表现，但本人及普通群众并不知情。

株连政策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右派分子们的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被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中共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年仅19岁的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钢针、安眠药自杀；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疯，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五倍。

鲁迅会被打成右派吗？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北京大学反右概况

现在看看极具高度代表性的北大的“反右派运动”的大概情况：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分子（589名学生，110名教职员，和后来又“补划”了17人），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收集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反右实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按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并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按预先设定的指标抓出一些人作为“阶级敌人”打击。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716名右派分子中，有八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中造成北大63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571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中造成了58人死亡（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143名右派分子，全校有13.4％的教授、副教授，4.7％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30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是因为反右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共多次发出内部档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因此北大反右极具代表性。

前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校友维权上书上访北大党政领导，要求校方“赔礼道歉，推翻冤案，发还蒙难22年间被扣押的工资并索赔”，还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均无回复，有的被打压，甚至被打。

中共未否定反右运动

中共从未正视和反思历史，不肯赔偿与道歉也是中共的方针，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还有，“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中共仅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性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份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反右运动的实质及恶果

反右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被收容进了各级政协，夹着尾巴做人，虽不当家，只要百依百顺，唱唱颂歌，可保锦衣玉食，富贵尊荣。

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运动中，在中共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仍互相防范戒备，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准则，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中共政治及其运动的特点就是用小人约束好人，从而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

对于难改造之人，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反右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人们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歌功颂德、假大空盛行，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