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
我把阿塔送进了医院，趁她做完检查休息时，我去了拉萨酒吧附近的派出所报案，然后再接阿塔回家。这番打击来得如此突然、沉重，很长时间里我俩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默默对视，互相用眼神交流着恐惧和痛苦，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真的吗？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恶梦！偶尔的交谈都尽量避免涉及到流产，话题集中去猜测嘎登的下落：谁绑架了嘎登？为什么？怎么办？
“会不会是国安干的？”
阿塔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热水袋紧贴着还在疼痛的下腹部。保姆主动为她冲了杯奶茶。阿塔两手捧着，没喝，眼皮也不带眨地看着我。
“不可能吧。”我断然否定。我正在满屋子乱翻，寻找安眠药。去年秋天因生意繁忙睡不着觉，叫医生开了些，没吃完，现在记不住搁哪儿了。
正着急上火，又听阿塔说：“你的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对了，国安老友，搞不好就是他在幕后策划的。”
我没理阿塔，继续在屋里走来走去，她的目光也跟着我来来去去。总算在离门边不远的立柜的第三个抽屉里发现了安眠药，我拿出两粒，要阿塔立刻服下：
“好好睡上一觉，等头脑清醒了，就不会胡说八道了。”
“我不要睡。”
“快点！”
“我不想吃。”
“听话！”
阿塔磨磨蹭蹭接过我递来的药片，但不往嘴里送：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国安毕竟是政府的一部分，不是土匪、强盗，就算可以随时抓人，没必要绑架吧，再怎么也要顾及点形象、面子吧。”
“你就那么肯定？”
“而且，国安干嘛要抓嘎登，你哥既没卷入拉萨暴动，也不参加法会，还去向武警献哈达……”
“不要再说了，我信你的话。”阿塔把药片猛塞进嘴里，接连喝了几口奶茶，因为太急，呛着了，剧烈地咳起嗽来。
“那你说谁干的？”
“很清楚嘛，黑社会、绑匪，盯上嘎登的钱了。”
“往后该怎么办？”
“这几天你会接到绑匪要钱的电话，我已经跟派出所的警察讨论过，他们正和刑警大队联系，到时候就看你的了，反正要沉住气。”
“你是说让我拎一口袋钱给绑匪送去？”
“不会是真钞，很可能放大叠白纸，加几块石头，显得沉甸甸的。”
“如果是这样，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
“那怎么行，绑匪一旦产生误会，你哥还要命不？”我脑海里闪过一些电影的镜头。
“阿塔，别担心，刑警就埋伏在四周。”突然我停止了滔滔不绝，因为阿塔已经睡着了。
我本想叫来保姆帮忙把阿塔抬到楼上卧室去，又怕惊醒她，便拿来一床被子给她盖上。我关掉客厅的灯，靠着阿塔的脚边坐下，拧亮身旁的落地灯，拿起一本容易读的书，眼睛盯着字里行间，却看不下眼。我把落地灯又关掉，让身心沉浸在黑暗中。
去伦敦的机票、预订的酒店，要赶紧退;有几笔等我定夺的古董生意，看来得推迟或者放弃了；天一亮再去派出所了解进展；需不需要找人给刑警大队队长送点礼，在立案侦查时多卖卖力；绑匪的要价会是多少；万一某个环节出错，绑匪撕票……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头脑里乱成一团。几缕晨光透过没关严密的窗帘，落到橡木地板上，照出一圈又一圈的木纹。
我突然感到口干舌燥，起身去厨房，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喝着，又开始东想西想。
客厅里有动静，我搁下未喝尽的咖啡，蹑手蹑脚前去看个究竟。阿塔正坐起来。
“睡醒了？”我在阿塔身边坐下。阿塔把脸贴过来，靠在我的胸前，两只手紧搂住我的腰。我的左手扶在阿塔身上，像抚慰婴儿那样轻轻地拍打。
“有件事，张哥，我一直想说，又不好意思说。”
“什么事？”
“你可别笑话我，啊？”
“怎么会呢。”
“发现怀孕的那天，我就给孩子取了名字。”
“是吗？快说说看。”
“我是认真琢磨、反复挑选才定下的。”
“那一定好听。”
“如果是男孩，就叫‘尼玛’；如果是女孩，就叫‘格桑’。”
“尼玛？格桑？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太阳、杜鹃。”
“哇，太美了，我喜欢！将来我们再有孩子，中文名字就叫张太阳，或张杜鹃。”
阿塔没笑，反而抽泣起来。我的泪水也扑簌簌落下。
五十三
我们天天盼着绑匪来电话，三个多月过去了，嘎登依然杳无音信。我隔三差五去派出所、刑警大队，说是仍在调查中，要我们耐心地等。
等不到任何消息甚至比听到最坏的消息还令人难以承受，尤其是阿塔，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长时间呆呆地坐着，神情恍惚，你对她说十句话，她顶多能听清一句。有时会在床上躺一整天，腰疼、腿疼、周身疼。一次阿塔半夜突然叫醒我，泪流满面，不住地叹气、自责：“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催促我哥回成都。怨我，都怨我！”
除了好言相劝，软语安慰，我束手无策，深感力不从心。
阿塔的男性朋友中没几个能帮上忙的。比如热丹，有传闻说他想再次聚众示威，警察闻讯而来，他赶紧失踪，据说逃往中印边境去了。被驱逐出成都的秋尼巴松潜回拉萨，沿街张贴反当局的传单，后来有人在公审、公判大会上，看见他和一百多个藏人站在卡车上，五花大绑着游街。他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着“分裂国家”，名字上打着红叉，可能已经被枪毙了。徒洛算是幸运的，但也被迫离开成都。房东突然宣布中止合同，限期要他关店、搬走。徒洛有一哥们在广州做古董生意，徒洛去投奔他，表妹也跟着去了。阿塔没心思再干，就把“藏缘灯艺”转让给了朋友，几乎是无偿转让。
我的那些牌友们听到嘎登出事的消息后，曾集体来过一次，香香除外，无非是陪着喝一杯清茶，共同扼腕嗟叹一番。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此打牌不再叫我，当然我也不会去。
好在阿塔的小姐妹们，个个古道热肠，天天打来电话，问长问短;要不就登门拜访，有事没事地闲聊。时不时还相邀结伴出门，逛个购物中心呀，或去甜茶馆聚个会呀。我是鼓励阿塔出去散心的，当然每次我都要规定回来的时间。阿塔总能守时，只有一次除外。
那天说好一起在外吃晚饭。我提前到餐馆等她，左等、右等不见人影，打她的手机也不接。听着铃声空响，我心里霍然升起一种不祥预感，旋即翻找与她一起上街的小姐妹的手机号，糟了，没带在身上！我心急如焚，驱车回家，刚入家门，阿塔的电话打过来了。
“你为何不接电话？”我冲着手机嚷嚷：
“我还以为你也被绑架了！”
“我不想接。”阿塔声音低得像嘟囔：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你的小姐妹呢？”
“我要她先回家了。”
“出什么事了？”我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惶恐。
“我哥他，他，他已经‘不在’了。”
阿塔几经哽咽才把话说全。
我脑袋里像飞进一群马蜂似的嗡嗡乱响。
“嘎登死了？”
我一直都有这个担心，每天瞒着阿塔买回一堆大报、小报，在广告栏里寻找有关无名尸体的照片和消息，莫非阿塔看到或听到了什么？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