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有个男子，祖父是终生清廉勤谨的宰相，父亲是安史之乱中以死抗敌、名垂唐史“忠义传”的慷慨义士。他虽然陋貌蓝肤，却凭借祖上福荫拜得一官半职，又能粗衣砺食泰然处之，时人赞誉他颇承先祖遗风。

而他的本心，唯有大唐名将、“尚父”郭子仪看透。郭子仪平日不拘小节，见客时都有姬妾在旁侍奉。唯独此人拜访，他摈退所有人，独自恭敬接待。家人问其故，郭子仪回答，此人“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如果他日后掌权，郭氏将会被灭族。

郭子仪果然有识人之明，此人不仅在几年内位极人臣，而且内心奸诈险恶，陷害诸多贤臣名将，成为百官疾之若仇，六军思食其肉的大奸臣。他就是唐德宗时期的著名奸相——卢杞。

平步青云，恃宠弄权

早年的卢杞，历任清道率府兵曹参军、朔方府掌书记、吏部郎中等职，至虢州刺史。在任期间，虢州官府有三千头猪成为当地百姓的负担。卢杞将此事上奏，德宗准备将它们迁往同州的沙苑，他却说：“同州亦陛下百姓，臣以为不如直接宰杀，分发给百姓。”

德宗立刻嘉奖道：“身为虢州刺史却能考虑其它州，宰相材也。”便下诏将猪分送给贫民。卢杞的一句话，令德宗以为他是治世济民的的辅国良才，因此被召为御史中丞。由于他颇有口才，善度上意，每次“论奏无不合”，深受德宗赏识。一年后卢杞迁为大夫，十天之内，又被擢拔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大唐宰相。

在德宗的眷顾下，卢杞的官运青云直上。然而他并非德宗所想像的那样，是一名如祖父般清廉、如父亲般忠贞的贤臣。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国力远不如盛唐，德宗以前有两名皇帝弃都而逃，令皇家威严扫地；地方藩镇割据，觊觎中原，天子难以节制。卢杞在乱世中做得一朝宰相，不思社稷中兴大计，却为了一己之私，逐渐显露出阴险狠毒的真面目。

两唐书皆有记载，卢杞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得志掌权后，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官威，即使对稍稍冒犯他的人，不将其置之死地决不罢休。

第一个被打压的便是同僚杨炎。按照惯例，唐朝诸宰相每天一同议事、进餐，是为“会食制度”。杨炎仪表堂堂，凭文才身居要职，对貌陋无识的卢杞十分鄙夷，常常假托疾病不与他共事、会餐。卢杞衔恨在心，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伺机报复。

《资治通鉴》载，同年7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旨讨伐拥兵造反的梁崇义，因淫雨不止，一时无法出兵。德宗不明就里，卢杞想起杨炎曾反对任用李希烈之事，便趁机诬奏：“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必为了杨炎，耽误征讨叛贼的大事？不如暂免杨炎相位，李希烈一定欣然出征。”德宗未查实情，便深信不疑，立即罢免杨炎相位。

卢杞仍不罢休，听说杨炎在曲江附近置家庙，再进谗言：“曲江王气甚重，前朝宰相萧嵩在那里建家庙，玄宗立即下令迁址；杨炎却重蹈覆辙，恐怕想篡夺皇位。”德宗听后，便将杨炎外贬为崖州司马，旋即赐死。

忌贤妒能，巧言进谗

大凡奸佞之辈皆有巧言进谗、铲除异己之恶行，而巧舌如簧的卢杞，往往害人于无形。他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迷惑德宗做出看似英明的决策，实则不露声色地将朝中的忠信大臣一一排挤和陷害。

德宗朝另一位宰相张镒，为人忠正有才望，为德宗其重。有他当职，卢杞难售其奸，遂想方设法将他调离朝廷。侍御史郑詹与其相善，每次都会趁卢杞午睡时找他叙谈。卢杞得知后，便假装熟睡，待郑詹来到后，闯进张镒房间，让郑詹慌忙回避。卢杞则佯作不知，故意和张镒谈论朝廷机要，吓得他连忙阻止：“郑御史在这里，不要说这些。”卢杞则一本正经地说：“刚才说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因偷听国家机密属重罪，卢杞便借此事弹劾二人。然而德宗仅仅杖毙郑詹，他只好另寻时机。建中三年，幽州节度使朱滔谋反，德宗废其兄长朱泚的兵权，凤翔节度使一职空缺。卢杞假意上奏，朱泚位高，凤翔将士的官阶也很高，除了选派宰相这样的重臣，再无合适的人选，因而自动请缨。

见德宗沉吟不言，他继续说：“陛下定认为臣貌丑，不能慑服三军，固惟陛下神算。”卢杞表面上自告奋勇为君分忧，继而自谦相貌丑陋，愿意让贤，其实是在暗示德宗，唯有仪表堂堂的宰相才是节度使的最佳人选，而符合条件的人非张镒莫属。果然，德宗顺着他的思路委任张镒。

卢杞知道，张镒离开后，德宗还会任命其他人为相。他深恐大权被夺，多方物色听命于己的“傀儡”宰相。他发现礼部侍郎关播敦厚老实，不善言辞，便大力举荐，以实现他把持朝政的奸计。他非但不让关播参与决策，连话也不让他说。有一次，德宗与众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欲起身进言，却遭到他的“目禁”。事后，卢杞训诫他：“你之所以荣登相位，是看中你沉默少言，刚才你怎么能开口说话呢！”从此，关播在朝中噤若寒蝉，“政事皆决于杞，播等敛衽无所可否”。

“贤者冒（妒忌），能者忌。”是唐书对卢杞的评价。对相权有威胁之人，卢杞毫不留情地打压，而那些功高德劭的老臣，他同样心存妒恨，视如大患。其阴险毒辣，天下人无不痛恨，只因他深受德宗倚重，无人得以进言。

著名书法家、太子太师颜真卿为人刚正不阿，时常批评卢杞的言行，让他心怀怨愤。一次，颜真卿告诉他，安史之乱时，叛贼杀死他的父亲，取其首级游行示众。颜真卿慕卢父高义，亲自抢回首级，舔干血迹，用棺材埋葬。他说：“今相公忍不相容乎！”卢杞假装矍然拜谢，心中却恨之入骨。

当时，李希烈不满平叛封赏，怒而造反。建中四年，朝廷派兵出击，卢杞趁势进言，此人“年少骁将，恃功骄慢”，身边将领都不敢劝谏，不如派一名“儒雅重臣”，向他宣读圣旨，陈述顺逆祸福的道理，不必兴师动众就可制服。他又说：“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德宗对卢杞的话深以为然，随即命颜真卿出使李希烈。诏书下达后，百官失色，李希烈生性残暴，颜真卿此去无异于易水壮士，一去不复还。然而颜真卿明知被卢杞构陷，却说：“君命也，将焉避之！”他只身犯险，在叛军营中坚守气节，不为利诱威逼所动，最后殒命于叛军之手。

苛政敛财，招怨遭乱

自卢杞担任宰相以来，朝中忠良之士被他排挤殆尽，只余一干唯唯诺诺、趋炎附势之辈，朝政也日益败坏。德宗即位以来，海内烽火连天，长年战乱，朝廷在军事上耗费巨资，导致财政紧张。有官员做过预算，军费每月需百余万贯钱，而府库所藏只能支撑数月；如果能够筹得五百万贯钱，便可支持半年，战事济矣。

为解决财政危机，卢杞将心腹赵赞任命为度支，与其党羽共同筹款。他们只一味地把心思花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其敛财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个便是“以商养军”。他们认为，天下财富集于富商，便向德宗建议：商贾中家产有一千万的，任其自主经营，超过的部分便借来赞助军费，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还之于商。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官吏们总是怀疑商贾隐瞒财产，动辄对其鞭笞绑架，敲诈勒索。众多商人不堪受辱，愤而自杀，京城出现“嚣然如被贼盗”的景象。赵普等人还下令，京城中无论典当、租房、售粮等商业贸易，都必须“借”出1/4的交易额，又使城中商业活动趋于凋零。即使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朝廷也只筹款两百万贯。

这些苛捐杂税虽非卢杞所出，却都是在他的布置与默许下进行的。因而每当他出行，百姓从各路涌出，拦住其车驾，申诉苦楚。卢杞难以招架，只得将他们强行赶走。不久德宗听闻新政收效甚微，百姓满怀愁怨，只好下令禁止。卢杞一党为了筹集军费，又想出间架税、除陌税等苛政。

所谓间架税，是将每幢房子的两根撑木之间划为一间，每间按照等级交税，从五百钱到两千钱不等。由于此税只论房屋多寡，不问屋主家境殷虚，房多家贫者深受其害。除陌税则指所有公私交易，官府都要从每贯钱中收取五十钱税款。为征收更多的钱款，他们对隐匿不报者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并鼓励百姓互相告发。一时间，京城怨恨牢骚之声，盈于远近。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9月，为平“四王”与李希烈的叛乱，德宗命各路节度使出兵平乱。10月，泾原士卒离开驻地，冒寒雨奔赴长安，却只得到粗茶淡饭之类的犒赏。众士卒满怀愤恨，大肆掠夺府库财物，并在街上高喊：“以后再也不夺商人的财产了，再也不收间架、除陌税了！”

长安难安，再次上演兵荒马乱的一幕，百姓纷纷响应乱军，德宗却在这场动乱中仓皇奔逃，成为又一位蒙尘受辱的天子。卢杞一党敛财无度，对这起“泾原兵变”难辞其咎，故史称“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

作恶奉天，相权永革

兵变之后，德宗奔至奉天，卢杞随行。他非但没有反思专擅弄权带来的恶果，反而继续投机钻营，恣意妄为。

随驾的宰相崔宁因故迟来数天，德宗起初甚喜，大加抚慰。而崔宁见大唐帝王遭逢厄运，将所有罪责归咎于卢杞一人，常在私下里悲愤地含泪道：“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卢杞无法容忍不利于己的言论，遂暗思诬陷诡计。

当初崔宁赶路时，多次下马方便，而且每次时间都很长，因而耽误行程。而被叛军拥立为帝的朱泚恰好行使反间计，欲诏崔宁为相。卢杞利用这些证据，命与崔宁同行的官员，诬告崔宁出行时故意拖延时间，“有顾望意”；指使另一人伪造崔、朱的往来书信。卢杞则借机谮毁，让德宗怀疑崔宁有谋反之心，下秘旨将其缢杀。此事传出，国人皆称其冤。

不久，朱泚围攻奉天，德宗危在旦夕。幸得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火速勤王，多次重创朱泚的军队，身中数十箭才解了奉天之围。然而他生性粗疏，行军路上多次表达对卢杞等人胡作非为的愤懑。他说：“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卢杞听说后寝食难安，担心德宗听信李怀光的论奏，竭力阻止他入朝。

卢杞故作从容地劝诫德宗，李怀光功盖天下，令叛军闻风丧胆，无心再守长安。如果他能一鼓作气，率军攻下长安，便可一举灭贼。如果召他入朝，势必赐宴封赏，流连几日。这样就会贻误军机，让叛军有时间布置防御，那时再出兵抗敌，“恐难图矣”。卢杞所言，似乎句句为国家大局着想，长期宠信他的德宗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他的“谏言”，命李怀光在外屯兵，不必入朝，并尽快收取长安。

李怀光认为自己不远千里亲赴国难，近在咫尺却无法得见天颜，意殊怏怏。他知道自己受奸臣阻挠，遂引兵离去，并数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于是舆论喧腾，士议汹汹，大家都指斥卢杞，是造成国家危亡的大奸臣。德宗这才有所醒悟，为平息众怒，将卢杞贬为司马。

不久，德宗想念卢杞，将他升为长史。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德宗欲再拜刺史。负责起草诏书的官员认为，卢杞违背天理，害德宗流离失所，未被处死已是格外开恩，如果让他掌管一个大州，会令天下人对天子失望，于是不肯拟诏。其他谏臣也出面谏阻，说卢杞为四海臣民唾骂，如若复用，将使“忠良痛骨，士庶寒心”。

德宗只好和宰相李勉商议：“让卢杞做一个小州的刺史可以吗？”李勉答曰：“陛下想把大州交给他也不是难事，但是如何平息四方的责难呢？”德宗只好作罢。于是，卢杞改任澧州别驾，终不得入朝录用。

对于卢杞是忠是奸的判断，德宗又问李勉：“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答曰：“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这正是他的奸邪之处啊！”德宗不甘心，点评历任宰相与卢杞作对比：崔祐甫生性褊躁，与皇帝意见相左时，难免进退失当，反而要德宗顾全他的面子；杨炎刚直冲动，稍不顺心便忘记君臣之礼，厉声进谏，让德宗难堪；只有卢杞，对德宗的话言听计从，从不争论或违逆，这便是德宗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德宗的一番对比，恰恰印证了卢杞奸佞之本质，同样说明了“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誉”的历史教训。事实上，德宗对宰相的评价与史实正好相反。史料皆有记载，德宗初即位时，崔祐甫为相，他总是劝皇帝用道德治理天下，因而建中初年政治清明，赫然有贞观遗风；而卢杞为相时，则唆使皇帝用刑名整肃天下，战争与财政危机接踵而至。

因而，德宗早期的宰相们，不过是为了避免皇帝决策失误，不得以而据理力争，实出于无私的忠心。卢杞虽然讨得皇帝一时欢心，却真正把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可见用人得当与否，对国家兴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政者不可不慎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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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