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9月15日讯】
四．布拉赫研究的启示及教训
笔者认为，介绍并且研究布拉赫给我们的启发和教训应该分成四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启示；第二是具体的他的历史和政治学研究及其意义；第三，是他的学术经历的经验教训。最后就是跨越这三方面，在整个对西方、人类历史的认识中的启发。对于这四方面的启发及教训，笔者在介绍中已经从很多方面进行了展开。因此，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希望集中在两方面，进一步更明确地具体对比、强调布拉赫的研究对中文界特别要强调的启示及可以汲取的教训，即布拉赫究竟在方法论中，以及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4.1方法论启示——从布拉赫与德国思想传统的对抗谈起
18世纪的80年代，康德在谈到启蒙究竟是什么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谈到启蒙的对象其实就是知识问题及知识分子自己。因为启蒙是厘清和弄明白，而这就意味着启蒙要扔掉蒙昧的、束缚、扭曲人们看问题的方法的教条及其教义。为此，康德学术首先做的也是对自己使用的衡量外界的“尺子”的考察，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
布拉赫在战后步入德国知识界，他的工作及遭遇再次说明康德的看法。而这就是给我们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启示。为此，如果说布拉赫在战后的德国首要的就是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且他的反对者也深切地感到他的变化，那么在一个被彻底意识形态化，被真理部再造了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如果甚至经历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曾感到需要方法论上的转变及启蒙的需要，那么对于这类知识人来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否定，是不需要笔者再来做出的。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集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生活的经验及遭遇，感到和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分享布拉赫先生的探究在方法论上的启发及教训尤为重要。
4.1.1 如前所述，布拉赫第一本著述直接对抗了德国的史学传统，因此立即遭遇到德国老一代历史学家的毁灭性的批评，而这个批评首先就是方法。孔策在1957年的《历史学期刊》指责布拉赫的研究方法是令人怀疑的，认为对于他那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布拉赫的方法很难让他们理解。而更由于布拉赫的政治学概念的构成带有“偏见”，因此这就影响到他对于一些具体事件不正确地描述。
对此，孔策认为，布拉赫非常强烈地关注权力分配问题，他探究了权力构成及统治方式和互相依赖关系的改变。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为这段历史确定了框架，从而让他的研究带有了偏见，很难看到历史关系的“多重性”。
这样的指责在当时还有贝松等人。贝松认为，布拉赫毁灭了所有的那些在这个结构中的动力变化中存在的那些历史人物的努力。
这些批评让我们看到，布拉赫在两方面与此前德国传统史学在方法上不同。第一，布拉赫直接面对的是史料，第一手的资料， 而不是道聼途说的，或者是间接听说引证的。他的方法是经验分析的方法，在直接的史料基础上，做具体的经验分析。而这种方法就使他的方法和以往的那种事件排列的思辨叙述分道扬镳。
布拉赫的这个新的方法使他的研究超越了过去那些带有目的论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盲目。为此，对于那些带有观念性的滥漫 (romantic) 倾向的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过这样的探究、澄清，不仅重新展现了历史，而且进一步使得那种日尔曼民族国家思想逐渐软化、消散。而这就是在方法论上他的第二个特点——布拉赫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他的政治学思想基础上的。
布拉赫的政治学思想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思想理论”，即他不是以论带史。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他明确地告诉人自己的理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基础上的，由这种基础出发对历史作出的描述是什么，他要说的是什么。但是他并不是事先就作出结论，要推行这个结论。
布拉赫的政治学的思想基础是对民主制的强调。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要在民主制的基础上解决，而不能够抛弃民主制追寻另外一种原则。这就导致了他的看法，民主制高于国家及个人。这就是贝松思们所不能够接受他的。在他看来，任何脱离议会制、脱离民主的努力，都是导致民主制的失败的开始。这种思想使他后来认为民主是一种不可触动的价值，不仅在1930年，布吕宁临时政府是魏玛民主消亡的开始，而且在所有的时代，任何以用加强专制和镇压来许诺以后实现民主的做法，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最后剩下来的一定只是残酷的专制！
而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造成了孔策认为，国家高于政党，议会制、多党制国家则意味着这个民主制度高于国家，为此，这对他来说几乎等于是一句咒骂。抛弃了议会和各个政党的布吕宁内阁则是国家至上，所以他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布拉赫和德国以往史学界对抗，现在让人们清楚地看到， “他是战后第一位利用现代研究方法，对抗此前以及当时存在的德国历史学界的方法及观点，来研究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具体历史的。为此，他开创和奠定了德国其后五十年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及思想。”他的历史学在根本上告别了日尔曼的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传统的政治学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是说，布拉赫继承的是启蒙以来的传统，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
布拉赫在方法论上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他成为战后德国社会告别过去、反省以往的开拓人物、奠基人物，也成为50年代以来对抗那个时代流行思想的人。如果说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布拉赫实际上对抗的就是极权主义。
对于这些区别和遭遇，布拉赫本人在1987年的一个专门讨论书籍的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50年代中期他的这本书出版后曾经被认为是极为奇怪的，非历史的，根本就是美国式的。在2007年为他举办的告别历史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他最后非常动情地感谢了50年代进入的这个历史研究所。因为进了这个所，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展开。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和他的同仁们不再被迫下跪。他们一直为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厘清，坚守着最重要的价值问题。为此，对于历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结束时说，一定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4.1.2 布拉赫教授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及在德国的遭遇对于我们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布拉赫教授在50年代起步的时候对抗的是德国学界的传统，那么对于中国这两代知识人来说，起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在追求学术研究，思想探索，那么你直接面对的并不是学界，而是意识形态的铁桶架构，或者说是一个握有暴力权力、严格垄断一切知识领域的“真理部”。这也就是说，从50年代后，中国的学人面对的是“真理部”及其人马。为此，方法论的反叛和彻底更新不仅必要，而且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直接针锋相对的。如果一位学人想要进入学术领域，而没有感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有改变的必要和冲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步入正途。
共产党社会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即以论带史、一切以政治为统帅，远比布拉赫曾经面对的德国历史学中的那类观念的滥漫 (romantic) 泛滥严重。因为在后者只是导致观念论的泛滥，滑向极权主义，而在中国则根本就是极权主义的彻底实行及贯彻。在50年代后的两代中国学人那里，历史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历史，语言概念也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语言概念，而是被宣传部（“真理部”）改造过的历史和语言。“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了过去和未来”。“真理部”及其子弟们是为了操控历史，让历史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由于中国社会的所谓人文学者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而这个主义，它不是学术思想理论而是一种被“真理部”用来铸造控制人们思想的牢笼的观念体系，因此使用这种语言就注定了它一定是一种宣传而不是学术。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初期的金观涛们的对中国历史的所谓研究，所谓超稳定结构理论。那根本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真理部”思想的“文革产物”。它无论和中国陈寅恪、邓之诚等前人的中国史学传统，还是西方史学都不可同日而语。谁看不到这点，就是缺乏根本的学术感觉和研究能力。
这方面第二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李慎之及顾准的评价涉及到的历史和思想问题。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在历史中产生的作用还是认识论思想的根本倾向，即无论在思想史还是政治社会史上，它在19世纪都是作为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发生、发展的。它的作用也是直接对抗“自由主义”。因此把李慎之、顾准在共产党内意见的不同，当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乃至自由主义思想，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诞看法。
第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时下，在文革50周年的时候，中文界对于文革史的研究。布拉赫的魏玛研究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第6年开始，第10年完成的。它无论就方法还是观点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已经50周年，可以说，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整个中文界还没有出现一篇如布拉赫这样的研究。
文革研究了无新意，对比布拉赫的研究及遭遇的启示第一点就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布拉赫的方法及思想是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中，在近代自由主义和启蒙的潮流中重新形成的。这就使得他无论在历史的描述研究上，还是在政治学的思想方法上都步入另外一条道路。所以他能够为形成德国新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文化作出新的贡献。而对于中国的文革研究来说，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100年来有没有极权主义的问题，有没有“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即“观念领先”、“政治领先”的“世俗教会”社会和世俗神学问题。而这说具体了就是，有没有一个“真理部”问题？“真理部”是否曾经在思想方法、语言上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及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重新铸造及扭曲？如果有，那么，它们表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方法，哪些语言，哪些观点是“真理部”铸造推行的，它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还在继续？为什么说这就是文革在继续？
由此，对于文革研究第二个问题来说，它之所以几乎还没有起步，正是因为对于过去百年来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还非常陌生，几乎没有起步，甚至可以说在根本上受到抵制。因为事实上，当人们还在称顾准、李慎之们为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当人们还以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属的自然辩证法、美学是学术的时候，也就是当“真理部”的语言及思想方法没有遭到彻底的否定和唾弃的时候，中文世界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出现，更不会有对极权主义问题真正的认识及研究。
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就意味着中文界的思想研究几乎还没有进入场域，而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在时下的中国及中文世界，如果人们认为共产党问题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布拉赫的研究及成果对我们总结这些历史就有着非常直接的意义。对此，布拉赫以自己的经历曾经痛切地回忆说，历史学家对这样的看法都有体会：在能够对那个时代进行客观描述之前，所有那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都必须死去。而那时，他进入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时候的情况却恰好相反，老的纳粹分子远远多于后来的年轻人。
为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文界对于1917年后的百年进行反省就注定了是孤独地对抗一个时代，整个社会和整个所谓的知识界。
布拉赫在战后德国，在已经民主化和被盟军监督下的德国尚且如此，在“真理部”依然存在，并且财力愈发雄厚而扩展向世界的时候，进行这种研究的人，如果你不想下跪，就更只有坚定地做好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
笔者几乎可说曾经是完全重复遭遇了布拉赫式的经历，当你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的政治文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你被认为莫名其妙和荒谬；当你认为共产党领导人不可能放弃一党专制、走向民主，你被攻击为“偏见”，没有看到里面的“多重变化因素”、“积极方面”；当你拒绝一党专制，彻底否定极权主义的时候，整个知识界起来攻击你偏执、极端，是大字报式的否定一切！所以对此，笔者亲身遭遇到的感触实际上比布拉赫教授还要痛切。因为不只是布拉赫说的强迫下跪，而根本面临的就是置之死地——彻底把你排除出去。为此，笔者在1996年和2003年更两次直接经历这个对抗（参见笔者《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载《极权与当代精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07）。由于这个经历，笔者四十年来对此的追求所不断产生的疑惑，对自己的怀疑和痛苦，从布拉赫教授的思想历程中也得到了完全的印证，所以在对方法论问题上，笔者希望在这里通过反复地强调，与后来的人分享。
4.2布拉赫的“极权主义的世纪”告诉了我们什么？
4.2.1 极权主义与基督教文化
在对于德国当代文化思想的研究上，在对于当代德国社会的转变和发展上，如今德国知识界几乎可以说众口一词地认为布拉赫的研究是开创性的、转折性的。为此，布拉赫关于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的提法最直接、直观地给我们的启发和认识就是，他对于德国当代历史和文化、德国社会传统的批评性的看法，以及这个看法所进一步揭示的更为普遍的意义。
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 • 波普 (Karl Raimund Popper) 曾尖锐地指出，德国自康德以后走向了一条对抗西方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之路，人们看到当代两个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共产党和纳粹的学说都产生于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为此，可以说这一百年人类社会遭遇到的巨大灾难，上亿人的死亡都和德国有关。为什么会如此，布拉赫的研究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布拉赫认为，导致魏玛民主制失败，希特勒攫取政权的直接原因是越过议会、多党制民主，布吕宁内阁的建立。这个直接对总统负责的内阁建立的思想基础、原则基础就是德国传统的国家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这其实也是19世纪以来，黑格尔以来德国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所一直致力的思想——国家高于一切。这个思想不仅是在20年代、30年代统治着德国社会，而且持续到战后——布拉赫研究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时候，甚至持续到70年代、80年代。而孔策代表的历史学在对历史的看法上代表了这个传统倾向。在这样一种倾向下，德国战后一直到90年代，都认为参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防军是为国家服务，不是希特勒的帮凶，自然也就认为希特勒的国家机器中的人员，即使是非常积极地投入的人都不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而是爱国者。
但是这对于布拉赫和新一代的人来说，却不是如此，布拉赫认为民主制高于一切、新的价值高于一切，因此，当你抛弃了民主制的时候，就一定导致民主制的彻底失败。
正是由于布拉赫指向了这个国家至上的思想，所以就导致了他和传统德国思想的对立，导致他所说的受到德国知识界灭顶性的攻击。
布拉赫的研究开创了对于德国社会传统的批判性的研究，开创了对于这种导致民主制失败，极权专制攫取政权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的研究。这个探究由于涉及到根本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文艺复兴的发生是因为中世纪的黑暗，以及政教合一制度及社会为欧洲带来的禁锢、腐败和灾难。文艺复兴是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索。当然一个社会的反省及思索很难彻底脱离这个地区曾经有过的文化基础。它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起源于古希腊、植根在欧洲文化深处的人及曾经有过的价值制度——即人的觉醒，人权的确立，以及曾经有过的民主制。为此，就在文艺复兴后产生了最根本的西方社会的变化，政教分离。但是，政教分离只是欧洲变化的一个起步，因为政教分离后的欧洲不过还是在一个曾经存在的完全服务于宗教教义的社会结构中、国家结构中，而就使得欧洲和所谓现代社会成了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式的世俗社会，这犹如一个酒厂，没了美酒的曲种，来了一些不知什么的世俗曲种，所以这个酒厂就酿制出了各种世俗怪胎。
文艺复兴后，新的价值和方法，人权和民主，和旧的基督教社会结构及思维方式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布拉赫对于国家至上的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四十年后被德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拓宽。例如在笔者关于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研究的文章（《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中，曾经介绍了汉斯 • 利茨曼 (Hans J. Lietzmann) 对于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论的批评性历史研究。利茨曼通过对于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弗里德里希们在德国思想领域中所探讨的，用专制方式拯救魏玛共和国的研究，看到弗里德里希们实际上潜藏于宪政思想中的专制思维。而这个被认为是和所谓近代国家、后基督教世俗国家的专制倾向相联系的宪政思想和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弗里德里希等很多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在50年代初期研究极权主义时，发现并且都非常明确地指出极权主义产生的三个条件：1) 它在宗教文化基础上；2) 在民主制的框架上；3) 是现代技术使它成为可能。
为此，布拉赫对于国家至上观念和利茨曼关于宪政思想的探究让我们看到，所谓现代国家的极权主义倾向、专制倾向，或者说泰尔蒙说的极权主义的民主，及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它不是来源于希腊，而是来源于主宰及为人立法。宪政思想，它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和民主制联系在一起的内容，而是后来的欧洲文化发展，及中世纪后欧洲历史的变化加给民主制的前提。所以布拉赫对于国家至上问题的质疑可以说开启了对于德国当代保守并且导致极权主义的文化思想的研究，开启了对于民主制根本基础的研究，对于遗留在欧洲社会的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由此，在笔者看来，德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当代两个极权主义，其根源在于在政教分离过程中，保守的基督教文化对于世俗化社会、世俗化观念的影响。
4.2.2 极权主义世纪与后基督教社会
20世纪世界经历了很多翻天覆地的事件及变化，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1923年及1933年法西斯和纳粹的上台，二次世界大战，持续40多年的冷战，1989年柏林墙倒塌……究竟如何看待认识这个世纪，及当代历史的变化，不仅涉及当下，而且涉及了人类未来的发展。为此，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同的对于历史及文化的认识上。
历史是偶然的，一个好的认识及准备能够避免很多偶发事件，乃至巨大的灾难。布拉赫当年的研究，正如同他自己以及推崇他的研究者所说，是对于过去灾难的德国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同时是为了防止这些历史重复发生的研究，布拉赫自己不仅从事研究而且也一直强调，必须不断地积极地去投入民主，才能够有效地保卫民主，不再次步入歧途。他不仅投入了对德国30年代历史，民主制失败、希特勒攫取政权的研究，而且在50年代、60年代对抗了过去传统的国家至上的思想、纳粹思想及势力的复活，70年代对抗了绥靖、鼓吹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主义者，及共产党的追随者对于民主人权价值的损害。布拉赫的极权主义世纪论的提出，正是在这种对于19世纪以来德国、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变化，社会的发展及变化基础上提出的。
纵观这二百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的产生，以及它在这二百年的社会中、文化思想中的作用，把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发生及发展和二百年前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观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意识形态的时代，极权主义的世纪，是政教分离后的直接的历史结果。为此，从1917年以来这一百年的历史，它的各种特点，及历史性的联系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这是一个从中世纪政教合一，经过政教分离以后，宗教走了却留下一个曾经为这个宗教创生和存在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一个没有基督教的基督教式的社会，一个后基督教社会。最近三百年来政教分离后的一些历史现象，不过是所有世俗的内容取代宗教内容的一个过渡过程。宗教创造的神学被世俗的意识形态取代，教派被党派取代，上帝及圣经被国家和法取代。所谓现代社会货真价实地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世俗镜像。极权主义不过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的一个典型的世俗翻版——它没有任何新意。
事实上不仅极权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我们在讨论和克服极权主义的时候也没有使用什么新的东西。每个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和看到，我们不过依然在重复走近代初期走过的路，我们要求这个国家政教分离，也就是党国分离；我们要求人的觉醒，不要受党国对于人性的禁锢和压制，人性高于党性；我们同样更为迫切地要求思想启蒙——从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不再观念领先禁锢一切，不再被“真理部”的语言及思想、“真理部”创造的世俗神学所蒙蔽、扭曲。
所谓现代社会，也就是后基督教社会的国际和国家存在的形式及秩序，是导致产生极权主义存在的土壤，为此，这就让我们看到，在没有彻底改变国际社会和国家存在的秩序和法，即没有在新的形而上学、普世人权的前提下的全新的民主制权力下生活的时候，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随时可能产生，即那种如教派一样存在的各类族群的纷争和要求随时可能发生病变而变成癌，变成极权主义。
事实上，这种以观念、以族群为基础的纷争很多时候又是这个后基督教社会的文化思想激发出来的。即如最近20多年的恐怖主义问题、伊斯兰国问题，事实上和美国乃至西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和80年代初期的阿富汗内战、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有关，而且和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以及由那种脱离了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族群等互相尊重基础的所谓民族自决论有关，它们再次把意识形态和族群冲突强烈地激发出来。这些意识形态都是直接导致极权主义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根源。所以究其根本，我们可以说在后基督教社会的当代，任何激发产生族群问题，也就是在世俗社会激发出类似于教团或者教派问题的因素，都是导致冲突和产生极权主义的因素，都不是和现代普世观念相容的新的内容。为此，极权主义问题，这个世俗化的政教合一的模型，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还不是现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基督教社会。而真正的、在普世价值上的现代社会，还只是在孕育，或者说在萌芽阶段。
在这样一个后基督教社会的世俗化框架中，不只是世俗社会的政党，而且就是狂热地投入到政治中的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宗教，而是被现代化挟裹的政治化的宗教而已。任何政治化宗教都带有世俗化的强烈特质，都一定会导致一种变相的政教合一，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而这就是现代伊斯兰国和古代曾经有过的伊斯兰国家根本不一样的地方。
4.2.3 极权主义世纪、后基督教社会与共产党问题研究
布拉赫把这一百年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因此它意味着任何要了解认识这一百年的历史，不仅政治，而且文化和社会问题都必须面对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离开对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乃至不了解共产党问题，来谈当今世界问题、当今中国问题，在十月革命100年后、“五四”100年后根本就是一种风马牛，不会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而这就意味着，中国时下的问题和20世纪世界的问题一样，是传统及其价值被所谓现代化，即后基督教社会的世俗化、政治化的极端倾向，极权主义倾向毁灭的问题。
仔细解析1917年后的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发展，一条很清晰的线索让人们看到，在政治上，从1911年前开始的努力就是以一种所谓现代化的国家，后基督教社会的党派，及世俗化的教派存在形式和机构来改造中国社会，而这种变革如人们看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彻底推翻一切传统的规范。这个努力始于孙中山，普遍西化，终于共产党，彻底的极端的世俗化政教合一社会的建立。
在文化思想上，始于胡适一代的全盘西化，终于共产党的“真理部”的彻底的世俗化神学、意识形态化。
而就是与此同时，西方实际上进行的是在政教分离后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普世价值基础上，对于这个后基督教社会产生的灾难及悖谬现象的反抗和痛苦的反思。因此，产生了力图拓宽普世价值影响的联合国，大战后建立了纽伦堡国际法庭，越来越清楚明确地提出了反人类罪，各种各样的种族灭绝和冲突问题，多元文化并存问题。包括布拉赫、波普和雷蒙 • 阿隆 (Raymond Aron) 在内的自由主义学者明确地承认对于这些后基督教社会的问题和悖谬感到深切的痛苦与困惑，为此阿隆说，百年来西方为世界带来的灾难中，唯一一点值得欣慰的就是对于多元文化对人类重要性的认识。阿隆在去世前说，即便现在在这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反复，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毕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在这种意义上，2016年在美国及欧洲发生的政治现实，不过再次既印证了阿隆的忧虑，也让人们看到了值得欣慰的地方。
事实上，如果我们再远一点来观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极权主义的20世纪，没有如福山所说的，由于柏林墙的倒塌而使得历史终结、人类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就是因为产生极权主义的世纪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仍处于后基督教社会，而后基督教社会的一切形式及条件并没有因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消失。所以后基督教社会的问题如百年前一样，在1989年后依然存在。这就是所谓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制度和秩序，并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在另外一种形而上学前提下，它实际上是一种由于政教分离，而没了基督教价值和信仰前提的物质化的后基督教社会。当代社会，所谓现代世界的教会式的国家形式，教派化的国家及社会结构，不仅可能会重演中世纪前欧洲社会曾经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而且同样会很容易地导致世俗化的政教合一——极权主义，会导致各种类似于中世纪的教会式的，教士的腐败。总之，各类教派极端化的弊病及灾难一定会在当代这个世俗化镜像中，在党派及国家存在中重现。
政教分离二百年后，世俗化的后基督教社会，现在已经更严重地遇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社会遇到的问题。极权主义的世纪意味着当代走入了政教分离后的瓶颈。
这个并不是建立在普适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世界秩序，致使所谓现代社会即后基督教社会将遭遇到比中世纪神学社会还要糟糕的世俗化神学及意识形态社会的恶果。如果说中世纪政教合一、神学社会，基督教社会曾经有过的问题是人类机体上的肿瘤、病变，那么现代社会的这个世俗化的病变，由于彻底地没了精神和超越于物质和人欲的形而上学前提，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癌变。为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这个世俗教派、它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时下的所谓现代社会存在中无法根治的癌。治疗它，只有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寻找一个新的人的形而上学前提，新的制度和新的世界秩序。
对践踏普适价值的反人类罪能够超越国家界限进行国际性的审判，以及进一步使这样的审判反人类罪的国际法庭日常化，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而这其实也是布拉赫对于民主、人权维护，对于70年代“缓和”所造成对普世价值的损害的声讨的基础。
布拉赫对于德国30年代，对于德国和欧洲70年代的绥靖史、当代史研究，以及1989年东欧的变化告诉我们，已经陷入共产党统治的民众，在这个后基督教社会，只有依靠自己去斗争，永远没有可以依靠的西方外来支持；已经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则也需要用不断地投入的奋斗来保卫自己的民主，不然都会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因为西方，当代社会，后基督教社会不仅有这个共产党恶质政治不断发生的土壤，而且所有西方的机体都和这个后基督教社会机体上的癌变机体——共产党相连。后基督教社会的西方完全是和这个它自身文化产生的极权主义恶变共生的！它不会只影响到东方，而不影响到西方社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拉赫的思想及论述的确可以被称为是在后基督教社会——在政教分离后的，风雨飘摇的人类海洋中，追求民主自由的探索者们的灯塔。（全文完）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