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之蛙

小舅担心我听不懂“上海话”，下班后常过来找我，问东问西。

我说：“早就会了，不难啊！”

他总是用上海话一再叮咛：“处处小心点儿，别给我丢脸啊！”

“谁丢脸了！”

我忽然冒起无名火，大声的“顶嘴”。

小舅拍拍我肩膀，撂下这句话：“翅膀硬了呦！”

是讽刺、调侃还是怒气、失望，我不知道，看到他掉头离去时，我犹然激动得眼眶潮湿。

小舅是“牵成”我的长辈，没有感恩，却还跟他闹脾气，我这是“疯了”吗？

书店打烊后的收拾、清洁工作，还需要两个小时才做得完，当我躺下疲倦的身体，已是近午夜时分。这可以折叠的“行军床”，白天竖起来靠在邻旁厕所的墙上，它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容身之所”；尽管如此克难，也比我之前寄养舅舅家好得多。

我是阿嬷（外婆）抚养长大的。小时候不知有父母，只听说妈妈会寄来生活费。我们祖、孙睡觉的地方，是两个塌塌米大的床榻。

每到睡前阿嬷照例要唱一段“七字调”：

我身骑白马走三关，
改换素衣回中原，
放下西凉无人管，
一心只想王宝钏。

这是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中团圆的高潮剧情，但从阿嬷口中唱出来，却充满“哀怨与悲凄”，这是底层生活者绝望的抒发之声吧，我想。

阿嬷的家在延平北路妈祖宫前面小巷底的大杂院，屋前有一块广场堆放外公买卖的火碳。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据说出生后我就被送到这里，由阿嬷照顾。

只要有野台歌仔戏，忠实戏迷的阿嬷一定不会错过，她要我拿着小凳子，一起去看戏。虽然我很不耐烦，但小小年纪的我，很懂得“跟班”责任，每每安静陪伴从不吵闹，阿嬷因此常夸我这个“金孙”：早熟又贴心。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似乎天注定，有父母的我，却如同孤儿在阿嬷身边长大。外公去世后，火碳营生只好停滞，我跟阿嬷的生活立刻陷入绝境。

那是我们走避空袭轰炸到“土城”生活数年后，重回延平北路时所发生的悲惨事。

阿公走后，三人变两人，床榻宽敞了一些，阿嬷的歌声依旧，而我长了身高，要继续返回小学念书。

原本在延平北路“太平国小”念两年日式学校的我，如今，忽然升上四年级，学校也改制成“国语小学”。只因战事停了，台湾光复了，天下一夕之间改朝换代，大家都在期待好日子来临。

阿嬷日日盼望女儿、女婿解甲归来，而我对他们的音容早已模糊。我不怕“孤单一人”，最怕在舅舅家看舅妈的“吃人脸色”。

最难忘的一次是阿嬷帮我装便当（便当只有隔夜剩饭，并无菜），不小心盖子掉到地上发出了声响，立刻听到房间传来怒气冲冲声：“哪个人在偷吃？”

疼爱我的阿嬷，担心我到学校饿肚子，总是在我书包塞便当。我知道舅妈很在意，常指桑骂槐让阿嬷难堪。

因此，能到“国华书店”当杂役，我很甘愿。

我选择了像一叶孤舟行驶在茫茫大海的“行军床”——它是唯一对我完全包容的“庇护所”。虽仅一尺半宽、五尺长的局促空间，躺在上面，身体要弯曲，才能安放脚足。但它让我随即进入梦乡，修补工作的体能消耗，让我在次日起身时，又是一个充电十足、精神充沛，不惧烽火的战士。

然而，今夜，我辗转难以成眠，一幕幕跑马灯的回忆：阿嬷曾经拥抱我的体温、舅妈鞭子一样的指桑骂槐……“延平北路、土城、延平北路、三重埔、重庆南路”几度的迁居来去，我像是在做“总结”……

但其实，我的命运才刚刚有转折，不是吗？

无法阖眼的我，反思再反思，今天对小舅发脾气是什么道理？

我面对长辈无论多么委屈，也从未这样无礼，何况小舅是我的长辈。没有他的介绍，我的人生不会有机会走到“重庆南路”。

当时，我的放肆，难道就因为那一句问话吗？

不是的，他的话只是点燃的引信。当时我的内心好像一座急待喷发的“火山”，因为小舅是自己人，就成了倒楣的“出口”。

“自己人”，多少年来，除了阿嬷之外，我没有“亲人”，是孤单所累积的“怨怼情绪”；有时候，愤怒的表现其实是为了掩饰撒娇行为，人只有面对“自己人”，才敢发泄的那个勇气。

我现在明白了，我多么渴望能赖在某人的怀里哭着、闹着……可是为时已晚，小舅一定不会原谅我。

原来，孤单会使人发狂，寂寞会让人犯错，在这一夜，我发现人的脆弱会因无知而衍发悲剧，我如何能够避免坠落于黑暗的角落。

“你要强壮起来，争取自己的活口。”

阿嬷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53年（我十三岁）。

双亲先后从南洋归建回来。

父亲恢复开业，所租的房屋很小，前面当“诊所”，后面做为住所，并没有我可以待的空间。况且，因为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经常夜不归营，影响到次日医诊工作。诊所无人看诊，病患抗议，母亲无奈——夫妻俩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当时的我，念初中二年级。在自我认同的那个年岁，家中丑闻让我几乎要窒息，只得离家逃到阿嬷身边。当时，阿嬷再度收留我，却像在交代遗嘱一样郑重，给我这霹雳之语（你要强壮起来，争取自己的活口）。

三年后，小舅把我带到“重庆南路”。

这是我的“重生”吗？

尽管杂役工作很辛苦，却因争取到“自己的活口”而倍感欣慰。毕竟，我做到了阿嬷的嘱咐。

小舅是“读者书店”（远东图书公司前身）的员工，它就在“国华书店”隔壁。他曾说台湾人要在外省帮的天下讨生活，总是“矮人一截”。他要我收敛娇气，完全的接受这样的现实才是“上策”。

位于台北市城中区的重庆南路，在清朝时期北段称为“府前街”，南段称为“文武街”。日治时代，重庆南路称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华的街道”；当时附近的衡阳路称为“荣町通”，两处合并为“台北银座”。

这一带有百货公司，银行、钟表店、金饰银楼、时装店、茶庄、布庄、餐厅，是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红酒绿。

1947年（民国36年），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总统府及各部会均集中于城中区。老蒋总统特别下令，将“府前街”、“文武街”更名为“重庆南路”，期勉国人要效法八年抗战“重庆精神”，在台湾生聚教训、整军经武，期能早日完成“反共复国大业”。

其中位于衡阳路口的“新高堂”书店，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大的书店。它成立于1896年，1915年在重庆南路扩大营业，成为战前台北的书店龙头，在20年代大量引进世界各国的书籍，发挥了打开汉语阅读大门的角色。

不仅如此，“新高堂”书店三层楼高的红砖建筑也成了重庆南路的地标。在大厦落成的前一年，日本人拟定的台北都市计划中，城墙拆除、道路规划已趋完成，各地搭火车来到台北的人，一定会经过重庆南路。逛书店买书的行为，潜移默化，渐渐使民众养成阅读习惯，造就了书街人流的氛围。

战后“新高堂”由“东方出版社”接手，位于“文武街”的“太阳号书店”，由“商务印书馆”进驻，其它如“文明堂”、“杉田书店”等，也都曾在“台北银座”缔造浓厚的书香气息。

在百废待兴的光复时期，聚集知识与教育核心的“书街”，洋溢着台湾知识分子求知与受到启蒙的光辉。

战后随着政府来台的第一批人员，除了负责接收的官员外，要数“上海人”最多。这些进驻“最繁华街道”的人，因为地缘与资讯的流通，抢先在紧邻政治大道旁的街道购置房产。当然，主要是他们本来就是“商人”，深谙经商之道，能嗅到生意气息，也有足够的投资财力。

“国华书店”的薛颂留老板，原在上海开设“布匹印染工厂”，上海沦陷之前，他们当机立断结束事业，扶老携幼，全家十来口渡海到台北，变卖所携带的大量黄金，买下了重庆南路一段66号的三层楼房，并登记“国华书店”为事业基地。

于是一个接续一个，大批的上海人纷纷集结在重庆南路上，成为后来“书街”的先锋，而衡阳路更造就了“小上海商圈”的美名。

当年，日本书店收摊遣返后，台湾的书籍全部由“上海”供应，除了“商务印书馆”以分店经营自家的出版品外，其它书店也都由进口取得货源。但是上海沦陷后，轮船无法直航，海路阻断了，大陆的书籍只得先输往香港，再以邮包邮寄到台湾。

所以，我这个学徒每天最重要的差事，就是到邮局提领大宗包裹。这些包裹是当时台湾人的精神粮食。有文艺书、知识书、专业书、字典、辞典等等。

收货后，我依照各地书店或单位来的订单分配再转批发，都采用固定合作的“货运”车送达。

我的第二桩工作，就是开三联单、计算货款、抄写订单资料，然后分装包裹、捆绑、张贴收件条。当货运车到达时，有送出的，也有退回的。我必须清点退货，核对单据，计算货款，誊写细目存档，以供下次订货时的参考。

可见重庆南路的上海帮，当时不但扮演了台湾书籍的总代理，更是掌握台湾人思想的流向。

这些书店经营，店面卖书只是其中一项，最大的收入是政府发包的“教育政策”。从小学、初中、高中、五专、大学的各类教科书，都分配在这些上海人手上。

其次便是来自自制的出版品，无论是学生的课外读物、辅助教材，还是文学、科学、史地、哲学等等，都采用“翻印”或“改写”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陆进口的书籍。

直到两岸断绝，台湾出版社如雨后春笋的成军，很多书店的资深伙计纷纷离职自设门户，分食着出版事业这块从原来保守、封闭至突然跃进的大饼。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资源被操控，社会大众反应极端饥渴，政府只好开放出版条件的法规限制。

时值1956年，是我来到“国华书店”满三年整。这天，老板对我说，书店即将更名为“大中国图书公司”，会扩大营业项目，鼓励我再接再厉，并称赞我的能力。

言下之意似乎表示我通过了“试用期”，也就是学徒“出师”了。

当天下班后，我赶紧跑去向小舅报佳音，并为曾经顶撞他的失礼正式致歉。

这些年来，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个教训，每天都在琢磨内心脆弱的地方。我深知自己要从卑微到强壮，得去除一些偏执的习气与念头。我致力于怎样融洽的在“外省帮”里做人、处事；如何从“矮人一截”这样的现实中，摸索着关键的专业知识。

小舅说：“不提过去了，你现在才真正是翅膀硬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知道我博得老板的信任与称许，是靠着“苦力”，我来了三年，经手处理了千万本的书，但我没有翻开过其中一本，更不要说阅读内容文字，说穿了，我仍然只是一只“井底之蛙”，我又能有什么“打算”？

小舅说：“我很高兴，你没给我丢脸，你算是给台湾人争了一口气呢！”他忽然哽咽了起来，也许感触到学徒生涯的不堪，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说：“去吃排骨面，今天要豪气的庆祝！”

每天晚上在武昌街城隍庙前摆出的面摊，是军旅伙夫出身的大叔掌厨。他的独家绝活，就是排骨面。这是当时我们最高境界的大餐。◇#（节录完）

【作者简介】

黄开礼

从书店里的一介小学徒成为拥有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黄开礼看尽了重庆南路书街的繁华，回首往事，他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娓娓道来，带领读者重回充满油墨味和书香的那段岁月。

——节录自《书街旧事》 /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