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8月0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欣文温哥华报导）“我的家庭医生曾认为我有忧郁症，给我开药。家里人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药，叫我找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去讲出我的故事。他们说只有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才会、才敢报导这样的故事。”
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邪恶不再有机会横行，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受你所遭受过的苦难，请把你的那一页证词说出来，让我们为历史作证！
谨以此文献给数千万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人及其家庭，以及亿万被中共谎言掩盖历史、蒙蔽心灵的国人。
……
历史真的可以涂抹吗？当那段挥之不去的鲜活记忆在每一个夜阑人静的时刻在你眼前重演，纵使你看上去应有尽有，那个叫做“幸福”的字眼，依然于你遥不可及。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是那样的真诚和急切。作为尚在人世的地主子女，林女士，一个年过七十的香港移民，要让那段尘封的过去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为那些被残酷迫害过的地主和他们的子女们讨回公道。她的期盼和我们的使命，促成了这次采访，她强调：这不是故事，是亲身经历的历史。
一、无妄之灾
上世纪40年代，林女士出生在广东潮汕地区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阿爷是渔民，生了九个子女，她父亲是长子。父亲是靠在香港和大陆之间跑运输和经营海产生意起家的。他从潮汕运粮食到香港，再买些西药、布匹等西方的东西回大陆。靠着他的聪明和勤奋，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工作，积攒了一些家产。
1949年，大陆落入了共产党的统治。掌权才三个月，共产党就开始了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农村开始了划分阶级成分。在他们的渔村，有地、有渔船的农民被划为地主，成了剥削阶级，土地和财富被没收了。无妄灾难就此降临到这些“地主阶级”的身上。
当时她才六七岁，亲眼看着自己的阿爷、阿爸被惨无人道地虐待。“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啊！只因为有钱，被划分为地主？”从来没有人回答她。
她回忆道：“一天夜里，突然来人抓走了我的阿爷、阿爸和负责管家的五叔三个人。我很害怕。大概两三周后，他们被放了出来。家人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可能因为我还小。我只知道家里上缴了200担谷子。但仅仅几天之后，就又把我阿爸抓走了。”
清算地主的时候，家里的渔船被没收，田地没有了，房子也被分给了别人。林女士的父亲把辛辛苦苦积存的4000块大洋埋在了牛房的地下。4000个大洋是家族的财产，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那些斗地主的人把阿爸他们吊起来打，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们，逼他们交出财产。他们什么都没说。最后是家里那个最不争气、又没被划为地主的四叔给供了出来。找出那些大洋以后，阿爸被打得就更厉害了。他被质问道：‘你说你没有钱，这是什么？’记得那时候村里搭建了一个很大的棚，让附近十八条村的人都过来看斗阿爸一个人。那4000个大洋被作为罪证就堆在他的脚下。其实当时即使四叔他不供出来，那些钱也是保不住的，因为那个房子已经分给了别人。”
“那一次，阿爸被斗了很长时间。放下来后，就被两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压着脊背，飞快地拖走了。在监禁的地方见到疲惫的阿爸后，阿爸说他很渴，叫我装点水给他喝。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水池，洗衣服、洗马桶都在那里，水很脏。记得当时我拨开浮在水面上的脏东西，用瓶子装了点池水给阿爸喝。”
从再次被抓后，林女士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因为没有罪状，更没有血债，她阿爸被判监八年。
“批斗完了，我们全家老少三十几人被软禁在自己的祖屋里。那房子是太爷留下来的，很旧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个小窗。三十多人挤在屋里，热得喘不过气来。每晚三次，由儿童团、民兵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村长、民兵连长等）分别巡查一次，每次查完还贴上封条，以防逃跑。”
“在被封门软禁的那段时间里，怀孕的五婶临盆了。在家里，在家人的面前，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怜那个刚出生的小生命，连脐带都还没有剪就直接被扔进了马桶。记得五叔告诉我说，丢进去之后她还咕噜咕噜地冒出了几个小气泡上来。到了第二天，女婴才被连马桶一起拿到山边埋葬了。她是顺产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家里都不敢养她。刚到这个世界就被弄死了，这够残酷吧？够没人性吧？”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良知被压抑，魔性被诱发，造了多少业啊！不只他们家，很多被专政的对象都被打过，跪过碎玻璃。有些迫害都是很变态的。她的五婶和最小的七叔都曾遭受过蚂蚁进裆的刑罚。
“有一天，村里那些干部叫人到附近树林里找来蚂蚁窝，把整窝蚂蚁塞进他们的裤里，然后扎紧裤头和裤脚。我五婶当时已经怀孕，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七叔才17岁。一只蚂蚁就够难受的了，那是一窝啊！七叔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忍着都不敢动一下。”
自从被划为地主后，迫害就如影相随。在以后的那些政治运动中也不断被波及。地主和家属们随时随地都会被传唤、被羞辱、被折磨、被侵犯。
“我阿妈长得很漂亮，又很贤惠，村里人都知道她。在阿爸被监禁、大哥和叔叔们离开家乡后，我曾亲眼看见一个也算是同宗的村干部摸她的胸部。我那时大概有十几岁了。阿妈对他说：‘你不要这样。我儿子都差不多有你这个年龄了。’”我感觉，阿妈作为地主的妻子曾遭受过更大的屈辱，因为有时她会在深夜里被单独叫去问话。”
阿爷死时已经七十多岁，大概是1955年，是被活生生打死的。
“那时我才刚刚懂事，我和阿嬷就站在阿爷身边，亲眼看着他被拉出来，八个大人用七尺长、很粗的棍子，一棍接一棍地轮流打他，直打到阿爷再也爬不起来。他的生命最后就在那里结束了。”
“阿嬷也曾被绑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吊上去后，还要在脚下绑两块大石头。阿嬷被吊到两个大拇指的皮脱落，被指甲卡住。”
虽然阿爷有七儿两女，除了两个儿子早夭外，到他死的时候，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没有一个儿子给他送终。
回首往事，林女士充满感伤。“家境好的时候我还太小，不懂事，到了六七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看到这么惨的情形。家里没有吃的，还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惨无人道地虐待，真是很刺激的。那时的情景就入脑了，到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都还记忆犹新。”
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都很恐怖，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地主家庭都惨遭迫害。她记得：
“当时我们是在乡下，像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那些大地主被迫害得就更厉害了。初到香港，我曾经到车衣厂工作。当时有两个人称六姑、七姑的工友，她们是广州一个大地主的第六、第七个老婆。当时这地主托人把最年轻的这两个老婆带到了香港。七姑人很好，还教过我车衣。她说留在广州的其他那五个老婆，挨不过折磨，最后不是跳海就是上吊，全部自杀死了。听村里的大人说，我们附近有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把一个地主斗死了，最后也只是斗出了一个大洋。”
根据已披露的资料显示，土改运动导致近十万地主丧生。有些地区甚至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的地主被开宣判大会后枪毙了，有的被活埋，有很多被虐待死了，有些被判了监，也有一些是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而“畏罪自杀”。
二、亡命天涯
被划为地主阶级以后，地主和地主的家人在当时大多都受到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和精神上的严重虐待以及歧视。出门会被人指指点点，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靠边走。地主的孩子不能读书，大人找不到工作，儿子娶不到太太，女儿嫁不出去。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里就没有粮食。在家乡继续待下去已经没有生路了，家里人就计划偷渡去香港。
“我阿爸开始是被关押在家附近的监狱，那时还允许我们去给他送饭的。可是我们没有粮食，只有蕃薯。我们用竹篮子给他送蕃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检查一下篮子和蕃薯皮，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爸爸没有读过书，但他会写几个字。计划偷渡后，我叔叔和大哥本来是要等着爸爸出来一起走的。但是有一次，阿爸把一个小纸条塞在篮子的缝里给带了出来。阿爸叫他们先走吧，不要等他了，他是没有机会出来的。”
“那时是50年代初，被清算后才几个月，我们仍被软禁在祖屋里。有天夜晚，趁第三批巡查的村干部去邻村开会的机会，我四个阿叔、大哥，还有一个堂阿叔共六个抢了一条原来属于我们的渔船逃走了。我们被夺走财产之后、还未被软禁之前，掌家的五叔经常到海边去钓鱼和用海水在石头上晒盐。他曾经去问过吉凶，并许愿说若走成了就回来答谢。得到的回答是：‘你该走了。平平安安地走吧，你没有机会回来的了。’”
“他们偷渡成功，到香港后，遇到国民党招募新兵，七叔就报了名，想有朝一日回去报仇。大哥本来也想去，因是长子嫡孙，父亲还在监狱、弟弟还在大陆，就被五叔阻止了。他们原以为只是暂时避难，不料这一走就真的到死也再没有回过家乡了。”
逃亡之路，危机四伏。每一次出逃都是一场以性命作押的赌博。
“阿嬷他们偷渡的那条船是1963年正月廿二出海的。阿嬷当时也七十多岁了，我堂哥背着她上的船。和他们一起上船的还有已经怀孕的五婶，她就是那个可怜女婴的妈妈。那条船出海就遇到大风翻沉了。包括阿嬷、五婶、堂哥，全船共二十一人全部葬身大海，尸骨无存。如果不是人太多的话，那个夜晚我也会上这条船的。”
“当时天气很冷，记得阿嬷走的时候是穿着棉袄的。他们头七的那天，住在对面屋的街坊说见到阿嬷穿着一身湿棉袄低着头回来了。棉袄吸了水该有多重啊？何况阿嬷已经那么大年纪了……每当想起她，我的眼前就会浮现棉袄坠着她在海里往下沉的凄惨一幕。”
如果还有活路，谁愿意让一家老少去冒这个险呢？林女士家族人多，是分多次逃离大陆的，能走的大部分都走了。
“我第一次从大陆偷渡去香港时才十多岁。那时港督执行即捕即解，我在筲箕湾上岸后就被送回了大陆。在阿嬷的船沉了以后的第二年底，我第二次偷渡。这是1964年，我和弟弟一起逃走的。因为没想到会成功，所以没把阿妈和姐姐带上。”
“那天抢的是一艘汕头的大货船，从潮汕运虾壳到广州去做酱油、鱼露、味精等。那天晚上刚好这船没有水了，进我们渔港加水，加完水就在港里过夜。没被软禁的四叔得到消息后告诉了我们。要偷渡的人早就组织好了。得到消息后，我们分乘三条小船，接驳到大船上。我弟弟和其他两个人熟悉渔船的人负责抢船。当时每个港口、船坞都有公安或部队驻守。凌晨4点启程，船帆一扯上就惊动了整个船坞。子弹霹雳啪啦地在身边擦过，生路真是用命来搏的！”
“记得那是年廿四的晚上，村里共走了八十多人。被抢货船的人也同情我们，协助我们把船驶到香港。这期间我们滴水未沾。经过三天两夜的航行，年廿七抵达香港。后来我大哥还叫米铺的人送了两袋大米到被抢的船上答谢他们。”
这之后不久，大陆就开始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初，是大陆的“困难时期”，很多人被饿死了；到了文革，死的人就更多了。那个时期，不光是地主的子女，很多人都想逃走。很多沿海地区的人是游水到香港去的。
“到了温哥华后，一个车衣厂的同事曾告诉我她的朋友的经历。她们三个女孩一起偷渡，游到中途，眼睁睁地看见其中一个女孩突然被鲨鱼叼走了。从此，幸存的两个女孩为了那个遭遇不幸的同伴拜佛吃长斋。还听说从东莞偷渡到香港需要翻过一座山，那里有个山坑像是沼泽地。那时偷渡，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偷偷出来爬山。人们拉着上面的一些草或藤条，借着树用力爬上去。如果那根草或藤断了，就会摔下来。据说山下那个沼泽坑里，不知道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三、劫后重生
香港虽然比家乡好，但也不是想像中的天堂。刚到香港的时候，林女士和弟弟的生活也很艰辛。
“大哥是五零年逃到香港、在香港成家的。我们到的时候是住在阿哥家的。阿哥、阿嫂和两个侄仔住在一间板间房的尾房，大概四五十尺，加上我们就住了六个人。一层楼十几个人共用一间厨房、一个马桶。厨房是烧柴的，进去要戴帽子，否则厨房顶上那黏胶似的油烟掉到头发上，那一撮头发就要剪掉。因为老鼠很多，楼里养了很多只猫。我弟弟和其中一个侄子住在阁楼上，那地方很热，根本没办法入睡。每次晚饭后，桌子收了，我把地板擦干净，在哥哥嫂嫂的床底下打地铺。当时很多人受不了这苦，返回大陆了。弟弟说，如果不是怕回去要坐牢，他也想回去。我和弟弟在大哥家里住了四五个月。我去学车衣，弟弟去做塑胶工，拿到工钱后我们就搬了出去。当时在大陆，连饭都没得吃，哪有书读。到了香港，阿叔让我去读夜校，就去读了两三年。”
几年后，林女士有了自己的家。她先生是大陆邻村的人。他的村以前是晒盐的，她的村是捕鱼和耕种的，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先生出来得早些，也是偷渡出来的，但他不是地主的子女。70年代初，孩子们陆续出生了。她那时年轻，肯吃苦，跟先生一起做生意，咬紧牙关打拼。先生自己开车，也请了伙计帮人送石油气。她在家带孩子、学写字、学开货单、接电话。
再后来，在家乡的地主子女也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了。一些不好的田地也给他们耕种了，只是不让他们出海。林女士的姐姐没有走，到了快三十岁才嫁人。对方家庭很穷，但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林女士和弟弟工作挣了钱后，就寄些回去帮补她的生活。
经历过那场劫难的地主子女，好像心里会有阴影。潜意识中，他们会避免再找地主的子女结婚。
四、心中永远的痛
她父亲八年劳改刑满后监狱仍不放人，延期监禁直到六十年代，他最后客死在黑龙江。
“他被判刑的时候我大概七八岁，监狱就在我们家附近。后来有一次去看他的时候，监狱的人说他被送走了，送到黑龙江去了。五十年代他在黑龙江的时候，家里和他还有书信往来，也曾给他寄过生活用品。他去世后，那边医院也有寄信通知我们。我大哥一直保留着那封信，想着有一天可以把父亲的骨灰接回来。好不容易等待到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中国搞改革开放，我和大哥拿着这封信就想前去取回阿爸的遗骨。我们先寄了封信到那边，还好那边有回信。对方说，你们广东人不需要来了。他说那个年代死的人，不要说是监犯，就算是平民，死了都是集体葬的，骨头都分不清谁是谁的，你们不需要来了。这样，我和我大哥才没有去黑龙江。”
大陆开放，允许偷渡的人回去后，林女士马上申请签证回乡。离那个枪林弹雨的夜晚已经二十年了，曾以为再也见不到阿妈，但阿妈顽强地活了下来。母女重逢后，她就马上申请母亲到香港定居。林女士终于可以尽孝，让母亲可以在香港这个没有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安享晚年。
“我大哥在香港和美国都有生意，算是苦尽甘来，到八十多岁时才过世。离开大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村里还派人到香港见我们，说如果捐钱回去建学校，可以让我们回去重建祖屋。大哥说这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也捐过钱给家乡建学校，但是，他说要叫他回大陆，真是走过的脚印都想抹掉。后来因为修祖坟等原因，同房亲戚想让我哥回去一趟，他也没有回去，交给我去处理了。”
“那些记忆太深刻了，抹不掉啊！我哥原来很想把这段历史写成一本书，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忙于生计，等到退休的时候又太老了，力不从心，没写成。”
经过多年的打拼，林女士夫妇在香港拥有了自己的生意和安乐窝。以为历尽艰辛，终于可以在香港扎根，不曾想，为了逃避九七香港回归，她再一次随着香港的移民潮，背井离乡。林女士一家是在1994年移民到温哥华的。尽管办理移民令她在经济上牺牲了不少，幸运的是，孩子们喜欢这里。在这里她总算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归宿，并落地生根。“我从未后悔过离开家乡，也不留恋家乡。”她说。
家乡是多少海外游子梦里的天堂。然而，家乡留给她和有着和她同样经历的地主子女们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屈辱。虽然离开了根，但她也离开了伤心之地。
五、向灾难制造者问责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已所剩无几。林女士已年过七十。亲兄弟死了，家里四女两子，现在就只剩下她和一个评定阶级那年出生、一岁半就过继给人的妹妹。堂弟、堂妹们现在也只剩一个堂弟还活着。为了使这段历史不至于因证人的离去而被遗忘，她要讲出来。她希望能为这帮尚在人世的地主的子女，为自己的阿爷、阿爸和那些地主们讨回公道，替他们申冤。
“我的主题就是要质问共产党！”林女士反复强调。
“地主是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赚钱的。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残酷迫害地主？为什么你抢占了地主所有的钱财，还要置人于死地？还要残酷迫害地主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干了什么？去偷？去抢？去打劫？你令他们没有资格出去找工作，没有尊严、没有面子，使他们抬不起头做人，你让地主的儿子娶不到老婆，女儿嫁不出去。对这些人那么没有人道、没有天理，这就是共产党的错！共产党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次，作为地主的子女，我要求共产党向这些被残酷迫害的地主子女赔礼道歉。欠债要还，天公地道。共产党你都要灭亡了，还不赶快把这个债还给我们？”
她表示，很少有人再提到土改这段历史。勤劳致富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摧毁了，新的权贵阶级瓜分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财富。反观今天的现状，今昔对比反差实在太大，令她不吐不快。
“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对我那么重要？就是因为看到现在大陆那些共产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你们贪污那么多，正正式式地买空卖空，全是贪污国家的钱、人民的钱。我们地主没有贪污别人的钱啊！每个朝代都有贪官，但都没有共产党的官员贪得这么厉害！共产党既贪钱又贪权！像江泽民家族，都不知道贪污多少百亿！那个徐才厚的黄金是用吨来计算的！以前那个时代，就算是最大的地主，那些财富跟这些官贪的相比，真是‘湿湿碎’（小意思）啦！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自己！共产党，你只是一个党，不是国家！你们的官，贪污国家这么多钱，应该自动把这些钱退出来，归还给国家！你要钱可以，不做官，自己出来做生意啊！”
切肤之痛令林女士无比的压抑，也使她更加清醒。
“我经常夜不能寐，绞尽脑汁地思考。我认为这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造成的！共产党打压有财富、有智慧、有知识的人。自己以肮脏的心理执政，是黑社会执政、黑社会治国，比黑社会更加黑社会！”
对于控诉共产党的迫害，可能会被认为不爱国的问题，林女士认为：
“60年代起，年轻人就被共产党洗过脑。什么是爱国？你要对比啊！其实，哪个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但共产党不是国家！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制造了那么多灾难。土改是消灭地主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是清理共产党自己人和那些有文化的、有机会上来威胁他们的人，‘六四’屠杀学生，现在又杀人卖器官。所以我认为，不爱共产党就是爱国。”
这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导致了多少个地主家庭的家破人亡？曾让多少颗心在凄惨的黑夜里无助地哭泣？又成为了多少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不吐不快的林女士，对于经历过中共迫害的中国人，认识得很深刻，她说：“其实很多人都应该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事情讲出来，这样对自己好、对后代也好。”◇#
责任编辑：李道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