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8月29日讯】六十年前的四月三十日，毛泽东亲自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座谈，请他们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时不久，鸣放出的一些“谬论”，使得毛泽东龙颜大怒，弃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一变而为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反右运动，在全国抓了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除极少数撤职降薪的头面人物外，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劳动教养决定》，分别集中到边远荒凉的农场、矿山、采石场、砖瓦厂（多为原劳改单位）在武装看守的监督下，进行“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由毒草转化为香花的劳动改造。有历史问题（曾在国民党军、政界谋生或加入其党团组织及各种帮会）的称为“双皮老虎”，判处徒刑……。《劳动教养决定》颁布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与《刑法》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审判程式，没有申辩权，没有上诉权，没有改造期限（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补充规定为1一至三年）。

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在此后三年大饥荒的岁月中，经历了由人到兽的野蛮嬗变，纷纷退化为具有牲畜特征的畸形物种！饥饿难耐时，捕捉老鼠剥了皮吃，抓到毒蛇砍了头吃；有的把牛马排出体外的粪便盛在撮箕里，在水沟里淘洗出未消化的包谷和蚕豆煮了吃；有的把老母猪流产的死胎拣来煮吃，甚至不嫌龌龊，呑吃别人呕吐出来的未消化食物……。

甘肃夹边沟的右派分子吃死人时，死人瘦得皮包骨头，无肉可食，便吃其心肝五脏……。

劳教机关也把他们当做牲畜，役使他们在饥饿中“大跃进，放卫星、挿红旗、创高产……”超负荷劳动撞开了地狱大门，死神频频光临，不分场合地把他们从工地上、泥潭中、厕所里、炼铁炉旁拘了去……。中学音乐教师李绿萍“赖在床上”不出工，小组长叫不应声，掀开被子发现他已死了，还被可恶的老鼠吃掉了一只眼球。曾任中学校长的段启照不愿偷生苟活，上山砍柴时，把斧头捆绑在树干上，后退五六米，低下头奔向斧口撞去，因体虚力弱，只把额头撞开一个大口子。同劳们把他抬到监舍百般劝慰，收工回来时，发现他已用刮胡片划开肚皮，掏出肠子，血污满床，惨不忍睹！有的因伤病死亡，有的悲愤自尽，有的死后尸骨无存，或无葬身之地而成为野狗的美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统称“牛鬼蛇神”，被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无产级阶级专政”：抹黑脸，剃阴阳头，捆绑吊打，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连带妻儿押解到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

有的被造反派残忍杀害！北京大学716名师生被打为右派，林昭、任大熊、黄宗羲、顾文选、张锡琨、吴思慧、沈元、黄立众先后处死。后人誉为“圣女”的林昭在狱中被从病榻上拉起来枪毙后，警察还居然向其母许宪民索要五角钱子弹费！

二十二年后，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呼儿哼哟”，结束了马克思＋秦始皇，混合中外古今各种专制手段的“杂种”统治，右派分子们这才被胡耀邦由兽恢复成人。幸存者在耗尽人生三分之一的宝贵光阴后得以“改正”，可仍被邓小平套上一副“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的钢铁枷锁而不予平反。

全国不予改正的右派为96人，按后来解密的317万数量计算，扩大33109倍之多，说其“正确、必要”，无乃自欺欺人的千古屁话。

时至今朝，幸存人世的“残余”右派分子都已是来日无多，行将就木的耄耊老朽，要求彻底昭雪平反，可是，对邓小平感恩戴德的继承者们仍死死护卫着这副枷锁毫不松手，一则装聋作哑，不予置理；一则禁止报刊发表有关反右的文章，进而动用专政工具对他们的人身、住宅、通讯进行监控，禁止出版和收缴他们的回亿录，甚至采取流氓手段，劫去他们的书刊，盗用他们的邮箱……，继续进行违背社会公德，无法无天，践踏人权，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迫害。

呜呼！右派分子们是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的了，待到他们死光死绝，真相随同骨灰埋入地下就“一笔勾销，一了百了”了。

右派分子们鸣放的“谬论”，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触怒了人民大救星的天颜，使得他们罪该万死，死不容赦？究竟是些什么罪行使得邓小平必欲让他们戴着这副枷锁去阴曹地府寻求解放？六十年过去，95％的当代人懵懵懂懂，不甚了了，100％的后代人茫茫然一无所知。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对功绩总是描眉黛眼，浓施脂粉，竭力张扬炫耀；对过失总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严密掩盖，或刻意篡改，真相绝不会载之于国史、党史中。

斯时，全国众多报刊积极配合反右斗争，把右派分子们鸣放中“最倡狂、最嚣张、最反动、最恶毒”的谬论，以及针锋相对的声讨和批判公之于世，从而留下了许多销毁、篡改不了，原汁原味的史料。兹录其要于下：

诬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费孝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全国人大委员）：周总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份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份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朝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并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时节。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上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鸣放，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以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恩想的人还是占多数……。中共在动员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复强调“言者无罪”，就不应该反右派。

王造时（法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徵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陈仁炳:（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令人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因此建议在整风中应该着重鼓励发掘缺点和错误，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傅雷（著名翻译家，无党派人士）：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在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陈雨苍（无党派人士）：这两天，各地工人阶级也放了，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有的感到要收了，转过来说好话，我相信不是反革命，是向党提意见，即使观点有错误，也应通过讨论批评求得提高。

李凰桐（无党派人士）：现在整风强调“和凤细雨”，而过去几次运动就简直是粗风暴雨。无党无派的知识份子打着赤脚，在粗风暴雨中挨打，有些人被打得很厉害，有的被关起来，有的人虽然直接没被打着，但也害怕。

周枕云（无党派人士）：过去的运动总要本人先出来交代交代，这次运动为什么不先出来交代一下呀？我们提意见还要挂账。座谈会中，好些人向党提意见，像三娘教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夹着尾巴提的意见。有的建议领导这样、建议领导那样，都是歌功颂德，我就不同意。

龚自知（云南民革省委主委)：今天党进行整风，是否有了足够条件可以让党外人士大胆地鸣放，发挥监督作用呢？有的非党人士，生怕打击报复，没有保障。怕“鸣”了之后跟着来一个“收”。古话说“惟圣人能受尽言”，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这种虚心雅量的圣人，从古到今都很少。少倒不奇怪，相反多了才真是怪事！

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集体讨伐他的人，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攻击、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等于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是否太过分了一点？很多党员的才能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一家天下的局面。

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无党派人士）：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得好，可以；搞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注：此谬论刋载5月31日《人民日报》，葛佩琦立即去信否认说过“杀共产党人”一句）。

曾昭抡（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与市民结合起来，问题就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份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份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识份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大、通过政府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曲北韦（民盟青岛市委委员）：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张百生、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教师）：共产党在解放后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已变成了特权者，总以为自己最优秀，非我不可，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

刘地生（南京大学教师）：要消除三大主义，必须先消除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和多数人仅供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

谭惕吾（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国务院参事）：共产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法值得研究，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中央和国务院一起发指示，是否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为什么自己的机构不用，另外搞一套党的系统？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民主与法制张奚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教务委员会常委，教授）：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文钱不值，也不要认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

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有活力，为什么说也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

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我们叫“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叫“哇啦哇啦”。

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措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合成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陈新桂:（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宣传委员、《中央盟讯》副主编）：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我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

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党天下”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史达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近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彭文应（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社会主义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经过研究，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革命胜利了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京大学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导？

顾执中（资深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宪法自1954年通过后，有的被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王尊一（陕西师范学院教师）：官僚主义表现在选举制完全成为形式，选一个人只有一个候选人，选二个只提二个候选人，还名曰“民主集中制”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只有天知道！

张百生、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教师）：解放后这几年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也只是形式，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政治局少数人的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门面……。“人大”不过是泥菩萨，走走形式，举手通过。“政协”是政而不治，治而不协……。

禄国藩(云南省参事室主住)：国家的法制应该完备，过去做得不够，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劳改犯判个三年，二年，一样法律也没有，根据什么呢？各个地方的公安局还可以随便给犯人加刑，剥夺入家的政治自由。公安局哪有这个权利？

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雷海宗（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马列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儿千年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课补上。

徐璋本（清华大学教授）：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犯教条主义……。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荣子正（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都是很早时期完成的，把这些问题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章乃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长）：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没哪个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书毛泽东:好大喜功、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轻信虚伪汇报，未经郑重细致研究即作出过激的决定。决策定计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您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林希翎：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史达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吹捧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字又写得如何好，这些话太肉麻。

周枕云：现在不是士大夫时代，而是别的天下。党员是《孔雀东南飞》剧中的老婆婆，团员是小姑娘，群众是儿子媳妇。毛主席不是不能唱红娘，而是要唱三堂会审。

诋毁人事制度，挑拨党群关系钱伟长（力学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校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大类，对党团员总是先看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缺点，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担任，不论他懂得了多少而将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态度，多数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挂个空名，竟然一个徒弟也没有。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长）：打击别人，抬高自已者被党看成积极分子、进步分子得到提拔重用，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份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艾玮生(民盟盟员、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过去的事实证明，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扣不上。

徐一贯（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青岛市主任委员)：积八年的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非党人士绝对不能做正职。说到人事制度，没有一个人肚里没意见：清一色，神秘化，权大无边，宗派十足。评资、评级、提拔干部，不民主，不公平。好事办成坏事，众“怨”所归。

杨清（东北师范大学数育系主任、民盟吉林省委常委)：正因为党员成为“政治贵族”，高不可攀，所以在非党人士中是“谈笑皆群众，往来无党员”，在提拔使用和职权方面，党员也显然是政治贵族张述尧（无党派人士）：我认为有些人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个人主义。过去国民党用人讲派别，分嫡系，如果是皇亲国戚，阿拉浙江，不用说包管一步登天。有句流行话:“是亲是戚，升官三级”，我看今天的人事，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样子葛佩琦：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员警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王捷三(民革陕西省委常务委员)：近年来，学校吸收的党团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党委给予特权，又给予特务……。人事制度太死硬，是官僚主义的温床之一。

诋毁、否定历次运动罗隆基：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一、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致于没地方申诉；二、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三、“鸣放”中有人顾虑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

林希翎：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费孝通：听说北京大学有二个学生控拆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秦瓒(九三学社云南主委)：陈复光先生说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觉得不但是“加工”，简直是唱戏，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怎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本来是打老虎，结果是把狼、狗、猫都打了。

苗天宝（无党派人士）：我不敢讲话，天天在受罪，天天感到有被抓、被杀的危险。我是规规矩矩的，为什么怕杀头？我过去在德国时，希特勒是杀人魔王，但那时却没有感到会杀到我，没有感到恐怖。

王士魁(云南大学教务长)：解放以来的各运动都是幼稚、野蛮的，不合中国的民族性。撕破脸皮、揭穿丑恶，六亲不认等，就是野蛮。这些是从西天取经，从史达林那里取来的。

土地改革惨无人道，土改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土改的干部是野兽。三反五反中，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共产党凭着“大胆怀疑”,“从旧社会来的人不贪污不合乎规律”这两条来搞三反……。镇反，杀了上千万人你该记得？

历史上没有哪一朝不是残酷的。肃反，错了还不是如此，死了还不是死了。

金永勤（无党派人士）：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只有压制。毛主席说“劳改犯要放的就放，可以阴放一个、阳放一个”，这是拿人开玩笑。要抓就抓，要放就放，没有什么人身自由。过去是白色恐怖，现在是红色恐怖。

否定共产党的外交路线龙云（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后来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还不清，还要利息，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偿还不偿还？我国对外援财预算太大，我主张抓紧压缩。

王造时：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陆铿（无党派人士）：解放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和学习先进经验上都显得相当偏狭，凡是苏联的都是好的，凡是美国的都是坏的。不但政治上如此，科学上也如此，强调一边倒。盲目地学苏联，使建设事业在某些方面受了损失……。在提倡学苏联的同时，也应该提倡学美国。天下事，未可料，不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会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将来也会有一天友好相处的。

攻击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毕鸣歧(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今天我们民族资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已的企业交拾了国家，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也有了变化，有人还给我们扣帽于，说我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不符合事实，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体会不到的。

章乃器：说工商界消极自卑，片面强调要服从领导，必然有职无权。工商界已过了五关，还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不消极自卑。

宋莲甫（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也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

吴志超（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在合营企业里不要派公方代表，我最近参加化工行业30个厂的私方人员座谈会，有29个厂主张取消公方代表，缓和矛盾。……“谬论”经媒体大肆渲染，“流毒”全国，尽人皆知。一些小人物如林希翎，乃一介在校就读学生，也因“谬论”成了名人。而名人中的丁玲（著名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冯雪峰（著名作家、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两人并无一句谬论，因与顶头上司周扬（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后补委员）的个人宿怨而被“批准”为右派分子。

“谬论”岂止以上所摘。如今重读这些“谬论”，再对其大张挞伐，已是无从置喙的了。

“反右”的实质及恶果众笔都说6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对55万（后来解密的数位是317万）知识份子的迫害。错了！那只是表像。

“反”出来的右派分子中，高学历，高智商、高才能和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本就为数不多，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农民“根正苗红”的公职人员。他们粗通文墨，头脑简单，偏听偏信“帮助党整风”的鬼话，跟随“秀才”们发了些出自肺腑的“谬论”，而被视为一丘之貉，列为右派分子。相比之下，他们比动口不动手的秀才更可怕，是历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主力军。毛泽东也是依赖这些主力军以“革命”的名誉成为“九五之尊”的，焉知别人日后不会以“××”的名誉把他从龙椅上赶下来？为了江山永固，万古长存，务必斩草除根，一反到底，以绝后患。邓小平亲赴各地视察，听取汇报，对反出来的数量嫌其太少，批评为“飘汤油”，指示“往深处捞”，于是乎，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一字不识的文盲也被“反”了出来，但统统称为“右派分子”，浑沌一片，不分轩轾，有悖常理，于是把这一拨人改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此亦即55万与317万的由来。斯时，全国人口4.5亿，317万不过九牛一毛。

确切地说，一场“反右”运动，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迫害！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但嗜斗、嗜杀又多猜疑的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披露，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如是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1947年11月30日给史达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东风”，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铁的事实无可争辩：自此之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纷纷收容进了各级政协部门，再经“文革”磨砺，逐步成长为懂事听话，百依百顺的乖孩子。8个孩子虽非嫡出，却也锦衣玉食，香车宝马；虽不当家，却也安富尊荣，心满意足，无不循规蹈矩，夹着尾巴做人，再无“谬论”流毒。

317万之众竟然不期而然，不谋而合，同声相应“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焉能不龙颜大怒，必欲一网打尽！317万之众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意外收获。他不嫌其多，惟恐其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打驴吓马，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右派分子们的家庭也随之“覆巢无完卵”，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在此后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残酷岁月里，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施暴者无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受害者无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

著名翻译家傅雷妻子朱梅馥与丈夫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纲针、安眠药自杀，年仅19岁；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员警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成疯婆子，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事例车载斗量，不胜枚举。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三倍。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右运动，搬开了一党专政的“绊脚石”，耙通了集权专制的“稀柿洞”，蹿入到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清除干净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敌，罢黜百家，独尊毛术，伟大领袖的个人权威登峰造极，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

他虽然没有活到一万岁就恶贯满盈去见马克思，可他亲手缔造的集权专制制度，亲身示范的骄奢淫逸生活，亲口赞许的“无法无天”，却是当今各级官员怵目惊心的腐败源头，用书面语言说是“上行下效”；用鲁迅的话说是“和尚动得，阿Ｑ也动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大梁不正二梁歪，三梁四梁倒下来”，遂致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有如一缸麻辣酱打翻在地，难以收拾！

一场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和伦理道德，芸芸众生，被毛泽东锻造成没了心肝肺腑，没了独立思维和独立见解，看风使舵，谄谀取容，逆来顺受，摇尾乞怜的奴才。在各种大义灭亲的“阶级斗争”中，亲友攻讦，兄弟相煎，父子为敌，夫妻火拼……的种种丑态恶行，被褒为“立场坚定，爱恨分明”而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一场反右运动，炎黄子孙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守口如瓶，言不由衷，以装聋作哑为护身符，以歌功颂德为保险箱。运动中，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互相防范戒备，谈笑有遮拦，往来无知己，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一场反右运动，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启开了别具“特色”的潘朵拉魔盒，假言假语、假情假意、假历史、假政绩、假新闻、假学历、假文凭、假农药、假籽种，假商品……以及各种各样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食品，如江河决堤，泛滥成灾；如满天沙尘，防不胜防。

一场反右运动，开创了当代中国无法无天，践踏民主，蹂躏人权的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延伸到毛泽东死前的“文革”，除了几个亲信，全国上下大小官员都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名，无须任何法律程式和道德约束，进行惨绝人寰的捆绑吊打，抄家游街，关进牛棚，投入牢狱……；延伸到他死后的“六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冠以“动乱”罪名，用坦克、机枪血洗清场……；延伸到对炼功健身的无辜群众扣上“邪教”罪名，拘捕洗脑，灭绝人性地活摘器官……。

一场反右运动，出乎意外地招致317万之众不谋而合，不期而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诬蔑”、“反对”，给予毛泽东深刻的教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思之。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维自由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绝对照搬不得。于是乎，60年来，他的子民只能在外椁内棺中，聆听统一口径的广播，恭读审定核准的书报，观赏歌功颂德的节目，登陆层层过滤的网路……。

一场反右运动，导致官场风气的败坏和官员精神面貌的嬗变。317万右派分子，绝大部分是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领导的批评和建议，但凡逆耳之言，无一不视为“谬论”而被分析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自此之后，人们深切认识到：领导就是主宰下属命运的上帝和天使，对任何一级领导，都不能轻慢亵渎，都只能百般巴结讨好，万万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抵触顶撞。深切窥察到：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实际上是雷打不动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局长是科长的主子，科长是科员的主子。反之，科员是科长的奴才，科长是局长的奴才……。自此之后，奴才的升与降、荣与辱、贵与贱、甚至生与死，往往都取决于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对奴才总是一言九鼎，发蒙振聩，颐指气使；奴才对主子总是卑躬屈膝，俯首贴耳，乃至唾面自干……。自此之后，人们深切领悟到：知识、才干是次要的，巴结讨好上级领导最为首要，只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和赏识，一生人就受用不尽，前途无量了，以致许多被提拔重用的人，才干、品德与其职务极不相称，狗尾续貂，滥竽充数……。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上级领导的种种不轨行径，只有疯子才会干预过问。聪明乖巧之徒，或曲意逢迎奉承迎合，利益均霑，或朋比为奸，瓜剖豆分，以致腐败泛滥，贪官成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场反右运动，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

呜呼！统治中国26年的毛泽东，恶贯满盈至今，仍把他供奉在神坛上顶礼膜拜的人，无一不是受其恩泽的达官显贵。他们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拒不重新评价毛泽东，拒不为举世闻名的“六四”冤案平反昭雪，无非出于一己之私，顾忌动揺了共产党根基，危及他们的显赫权势和家族的既得利益。“维稳”的实质在于确保权贵家族安如泰山，传承万世。他们一个个只顾生前风光，不怕死后遗臭。

呜呼！邓小平坚持反右“必要、正确”，皆因为他是反右的操盘手；邓小平的继承者拚死维护邓小平的权威和地位，既出于对邓小平的感恩图报，也出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己之私，何至如此误国误民？这怨不得他们，纵观人类近代史，勇于全盘否定集权专制的只有赫鲁雪夫；勇于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勃列日涅夫、戈巴契夫；勇于自暴家丑的只有德国；勇于为被镇圧群体赔偿道歉，建纪念碑、纪念堂的只有蒋经国；勇于为法西斯政府的血雨腥风承担责任过失的只有施罗德、勃兰特和普京。中国五千年来，圣主明君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地位高、智商低；手腕长，见识短；肚子大，器量小；谋略深，目光浅，敢于下“罪己诏”的，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呜呼！2300年前大诗人屈原“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链接当代著名学者柏杨“中国人，你的名字叫苦难”，多艰与苦难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至少有90％的家庭苦苦挣扎在就业难，升学难，看不，可望而不可及。所谓的“依法治国”，不过是描绘在画纸上的梅林，根本止不了渴。

呜呼哀哉！无以尚飨，唯起病，买不起房，物价不断上涨，商品品质下降，有毒食品防不胜防，以及司法腐败，酷吏横行，强迁强拆，申诉无门……的严峻生存环境中。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余悲伤。

责任编辑：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