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之论，古已有之。战国管子言：“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虽是冥冥中天道循环的安排，但君主若无法做到亲贤远佞，则必有失政亡国之患，令忠臣志士扼腕含恨。

纵览中华二十四史，宋人撰修的《新唐书》首创《奸臣传》一章，以史料警示后人何为奸臣；此后的官修正史，循例作《奸臣传》，并明确提出“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为大奸大恶之臣。浩瀚史海，字字慷慨，表达历代史官希冀帝王明辨忠奸，臣民砥砺德操的拳拳忧国之情。

细观史上一众奸臣，非以凶神恶煞之面目横行朝堂，反而以巧言令色之态度，或投君所好，或残害忠臣于无形，非具慧眼玲珑心者不能识之。着往事，思来者。知古而鉴今，正是我们今日读史、明史的意义所在。

“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是《新唐书》论断奸臣的警句，而书中第一位奸臣，却是唐初一位极富才学的宰相——许敬宗。

善心有善行 敬宗却辱宗

许敬宗之父名为许善心，是隋朝一位忠臣。他九岁而孤，笃志好学，通涉家藏书籍万余卷；十五岁时致书大文学家徐陵，得“神童”美誉；早年仕陈，历任侍郎、撰史学士等文职。隋文帝灭陈后，许善心不胜悲恸，衰服嚎哭三日，受聘于隋时亦是垂泪不止。文帝见而感佩：“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

在隋朝，许善心颇受帝王器重，其文采更是光耀朝堂。一日，有一神雀降于隋宫，文帝遂赐宴百官，告以祥瑞之兆。许善心便请纸笔，即席而作《神雀颂》，大获文帝赞赏。他还继承父志，续编《梁史》，作《七林》《方物志》《灵异记》等书，成为隋朝一代重要文臣。

至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弑君，隋炀帝遭江都之难。文武百官大多集于大殿，拜贺宇文氏，独许善心不至。参与谋反的徐弘仁曾劝他：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正是帝业更迭的天意，你为何要如此固执地留恋旧主呢？许善心闻言大怒，固辞来意。宇文化及闻之，派兵将他绑架至朝堂，并当场释放。许善心毫无感激之意，反而淡定地走出大殿，《隋史》称其“不舞蹈而出”。

宇文化及既惊且怒，先道：“此人大负气。”又骂云：“我好意放你，敢如此不逊！”许善心因此遇害，时年六十一岁。他尚有九十二岁的母亲范氏，老来丧子却抚其灵柩而不哭，道出一句载于史册的悲壮之言：“能死国难，我有儿矣！”之后她卧床绝食，十几日后随子而逝。

隋唐两朝的重臣封德彝，常对人说：“昔吾见世基死，世南匍匐请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当年宇文化及滥杀忠臣时，虞世南匍匐泣告，请求代兄一死；许敬宗却手舞足蹈，哀求苟全性命。“舞蹈求生”便是许敬宗第一桩玷染名节之事。对比他那忠耿报国的父亲与深明大义的祖母，许敬宗实在是辱没先人。

贞观文名著 陪侍太子旁

隋亡，许敬宗转投瓦岗寨首领李密，掌管军中文书；之后随李密归附唐朝，成为秦王、之后的唐太宗麾下一名文官。虽然德行有亏，许敬宗却完全继承了先祖才华，亦是一位善属文、通古今的饱学之士。

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广纳四方贤才，擢拔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许敬宗亦因以文名受秦王礼重，位列其中。贞观年间，许敬宗历任著作郎、中书舍人、给事中，负责起草诏令文表、审议百司奏章。同时他延续祖业，撰修国史，对身边人欢喜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他在太宗一朝的作为，恍若其父再生。

或许是初唐刚健清明的政治风气，并没有给小人太多作奸为恶的机会，早期的许敬宗，俨然一位忠心侍君的臣子。当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受牵连的官员许久不被起用，他还以“先王慎罚，务在于恤刑；往哲宽仁，义在于宥过”上表太宗，为张玄素等人求情，认为他们“或以直言而遭棰扑，或以忤意而见猜嫌”，如果一概问罪，恐伤于王道。之后，太宗纳谏，张玄素等人稍得进用。

他还凭借文字天赋在唐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唐史载，许敬宗有文集八十卷，更有赋五篇、诗歌二十一首存世，多为应制颂赞之作。当太宗于驻跸山击溃辽兵时，他在太宗马前草拟圣旨，辞藻警丽，大受赞赏。

只不过，在百官为长孙皇后服丧期间，许敬宗公然嘲笑欧阳询样貌丑陋，因此遭到弹劾而贬至外州。然而此举也只是暴露他轻浮放纵的一面，小惩之后，他旋即回归朝廷，重拾本业。他还升迁为“太子右庶子”，成为辅佐新君的重要近臣。

或许是良知未泯，或许是善于矫饰，也或许是大环境所致，许敬宗在贞观时期颇受太宗、太子器重，奸臣本性尚未显露。

明投高宗所好 暗为武后爪牙

至高宗朝，许敬宗不善的面目悄然显露。他官拜礼部尚书，原本仕途顺遂，青云直上。他偏偏贪财好利，狠心将女儿远嫁于岭南首领冯盎之子，只为多多收取彩礼。他因此遭弹劾而外放，直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才恢复官职。

或许是官场上的厄运让他深深感到自己对权势的狂热和依恋，许敬宗开始处心积虑寻找机会不断谋求官位的升迁。当高宗因废立皇后之议遭群臣力谏时，许敬宗抓住“机遇”投其所好。

高宗欲废失宠的王皇后，改立武昭仪，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来济等元老商议。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受太宗遗诏辅政的褚遂良。他认为皇后出身名家，更是先帝太宗所立，便不顾性命地反对废后。他弃了官笏，摘下官帽，不住地叩头拜泣，以致血染殿阶。

就在君臣僵持不下之际，许敬宗适时出现，他揣摩着皇帝的心思，在大殿之上放言：“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尚且想着停妻再娶，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想要册立皇后呢？这和其他人有何关系，为什么要妄加议论呢！”高宗遂坚定废立之念，瞬息间中宫易主。许敬宗一番话切中君上所欲，更因拥护武后“有功”，加官进爵的封赏从此不断。

而野心勃勃的武后将他引为心腹，作为铲除异己的棋子。许敬宗甘做打手，极尽造谣、污蔑之手段，已经沦为奸臣。他联合李义府，诬奏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意图谋反，怂恿高宗将三人全部外调，终身不得还朝。

其中，褚遂良被一贬再贬，被贬到中国以外的越南河内一带。年迈的他曾在万般绝望中致书高宗，诉说自己一生辅佐三代帝王的劳苦，希求换来君王一丝怜悯，却没有得到理会。最后，六十三岁的褚遂良在流放中孤独凄凉地离世。

而许敬宗构陷长孙无忌的手段，更为隐蔽而残忍。《资治通鉴》载，高宗为在废立之事取得舅父长孙无忌的支持，同武昭仪赴其府邸，赐他十车财帛，大封其宠姬的三个儿子。说到废后一事，长孙无忌却不肯顺从圣意，致使君臣不欢而散。武昭仪之母和许敬宗也多次劝说长孙无忌，均遭到拒绝。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太子洗马韦季方等人的朋党案发，许敬宗在武后授意下，编造韦季方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伺机谋反的谗言。高宗惊疑不定，许敬宗举权臣宇文化及弑君灭隋一事，劝说皇帝“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

次日，许敬宗添枝加叶，诬奏两人密谋的细节。高宗彻底中计，却心有不忍：“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又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的先例宽慰高宗，借古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催促他坚定决心。最后，高宗在没有审问长孙无忌的前提下，突然下诏削去他的官职及封邑，流徙黔州。三个月后，高宗命许敬宗等人复查长孙无忌谋反一案，许敬宗却派官员赶赴黔州，历数其“反状”。最终，长孙无忌被迫自缢而死，大唐一代功臣就这样含恨九泉。

曲笔篡国史 名与实爽

高宗中计，武后宠信，许敬宗得以弄权一生，官至宰相，史书称他“任遇之重，当朝莫比”，晚年时更是颇受优待。因步行困难，高宗特准他每日乘小马入朝觐见；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许敬宗上表乞骸骨，获准后仍担任“特进”，俸禄照旧；三年后，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高宗甚至为他举哀，废朝三日，特准他陪葬昭陵。

尽管许敬宗生前身后风光无限，但在盖棺定论时，正直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揭开他的真面目。太常官员为他议定谥号时，博士袁思古提出谥为“缪”，因为“名与实爽曰缪”，许敬宗凭文才而位极人臣，却因贪财将女儿远嫁至蛮荒之地，因私恨将儿子放逐外地。博士王福畤亦云：“何曾忠而孝，以食日万钱谥‘缪丑’。”认为许敬宗谥为“缪丑”恰如其分。最后，在许氏后人的阻挠下，礼部尚书袁思敬提议：“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恭’。”

虽然许敬宗最终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恭”字，但他的丑行却无法蒙骗天道与人心。那些罪状，早已着于史册，永远无法抹去。除了对忠臣极尽谗害之能，对子女刻薄寡恩外，许敬宗又一宗大罪便是利用职务之便，曲笔篡改史书。

在为外人作传时，许敬宗往往凭借一己好恶，擅自评述其功过。封德彝知晓“舞蹈求生”的旧事，他便怀恨在心，作传时故意夸大其罪过。才能平庸的边塞将军庞孝泰，率兵征讨高丽时大败，许敬宗却暗收贿赂，在史书中大赞其屡破敌军，斩获数万。

在为亲眷作传时，许敬宗更是表现出贪财无度的一面。为多纳彩礼，他与曾为隋帝奴隶的将军钱九陇结亲，在为其作传时肆意添加功绩，把他提升至与刘文静、长孙顺德等开国功臣同卷的地位。

枉顾历史真相，颠倒是非黑白，许敬宗删改的史书，自晋至隋唐多达十余种，所得财帛更是不可胜计，无怪《旧唐书》激愤地抨击：“虚美隐恶如此！”

许敬宗晚年权倾一时，自以为只手遮天，却逃不过历史的见证与后人的评说。尽管历经隋末战火、贞观治世、武后临朝而荣显一生，他最终以一种耻辱的方式做了那《新唐书》奸臣传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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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