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红色娘子军”与“南霸天”真相

更新 2017-08-12 8:30 AM 人气 22389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8月12日讯】2013年9月，一个叫王运梅的103岁老人在海南琼海市下辖的一个小村子去世。就是这个老人，早年被中共骗了参加革命不说，到老了还再次被中共利用出来站台，被请到2000年建成的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当“红色教员”，以愚弄更多的中国人。

也是这个老人，在离世一年前被中共官媒当成“红色党员典型”高调报导过，因为其正式加入了中共。根据官媒，这个曾经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以前以为参加了革命便是加入了中共，后来在别人问其是否交党费时，才知道自己并未入党。于是，2010年6月，王运梅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2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报导还强调王运梅“永远跟党走，直到最后一口气”。果然如其所言。

显然，中共官媒在洋洋自得之际，又一次重复了几十年的“红色娘子军”的谎言，而当真相被揭开时，中国人才恍然大悟：又一次上了中共的当。

“红色娘子军”杀人放火

中共党史称，1930年8月，中共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正式成立。娘子军特务连连长为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为王时香。全连有三个排，一排长冯增敏（后为卢赛香），二排长庞学莲（后为李昌香），三排长黄敦英（后为曹家英）。每排三班，每个班有十名战士，全连九个班，加上连部的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挑夫和三个膳食员，全连共有103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13岁的小号兵是男子外，其余都是女性。

这些红军女战士“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接受完全军事化的训练；随着战斗形势变化，投身到了战斗中……但事实上，这些人不过是一群受中共欺骗的农村妇女，她们杀人放火什么都干。

1932年，国民党警卫旅围剿中共琼崖根据地。至1933年春，琼崖红军基本已被打散，“红色娘子军”在19人死亡和部分人员失散后，在成立了500多天后，也宣布中止活动，隐蔽起来。其8个领导人先后被捕，后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军事叛变后被蒋介石大赦出狱。

就是这段历史，在中共建政后，先是被拍成电影《红色娘子军》，其后又被改编为芭蕾舞剧，文革期间又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是中共对中国百姓洗脑最具影响的剧目之一。

中共改编后的《红色娘子军》故事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万泉河一带椰林寨，“恶霸地主”南霸天作威作福，其婢女吴琼花（芭蕾舞剧吴清华）不堪欺压，在多次出逃未遂后终于成功逃入密林。当时，在海南省的小山村里，中共招募了100多个农村女子，组建了一支女子武装特务连。在假扮南洋侨商的共产党员洪常青的指引下，吴琼花参加了“红色娘子军”，而洪常青正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一次战斗中，洪常青被南霸天抓获，被烧死在榕树下。吴琼花遂带领娘子军，引中共主力部队攻入椰林寨，消灭了南霸天的武装，南霸天被击毙。吴琼花也加入了中共，成了新的娘子军连连长。

“南霸天”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但据《海南视窗》报导，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而“红色娘子军”的指导员王时香回忆说，吴琼花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可怜的中国人被中共骗得好惨。

娘子军成员悲惨的命运

大陆《博客天下》曾刊文称，按照琼海农村的习俗，女孩很小就会被送往别人家里当童养媳，15岁前要生孩子；25岁之后若还没嫁人，就要在族谱上除名。而这些娘子军被国民党释放时，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冯增敏都已经25岁了，加上她们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人愿意娶她们。

另外，“女人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的传言，也让她们难堪。于是国共合作后，这些身份和经历特殊且年纪偏大的娘子军成员，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地方乡绅，成为一种可能。

如曾任特务连首任连长的庞琼花出狱后嫁给了一个乡绅，其丈夫因拒绝担任维持会会长被日军杀害，庞琼花随后也因拒绝跟从日军军官被害。

曾任连指导员的王时香，出狱后，其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完全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中共建政后，王时香没有躲过中共的一次又一次运动。绝望时，她曾企图自杀，但被大儿子及时发现救下。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墩英身上。回到家乡后，她被已有妻室的国民党区长李昌厥看中，成了其妾室。1951年土改时，李昌厥被中共处决。此后，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典型。除了各种阶级帽子，黄墩英还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是“藏匿黑枪”，因为中共抓获她丈夫的时候没有搜到枪，所以认为是被她藏了起来。文革爆发后，黄墩英被游街、拷打，度日如年，子女也因此受到了歧视和牵连。

而与王时香是战友又是邻居且一同坐过牢的庞学莲，在文革时也被戴高帽游街，理由非常荒唐：国民党为什么会放她们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不揭发？

另据叶曙明2006年撰写的《1952年海南反地方主义》一文，提到了琼崖纵队的复员问题。琼崖纵队也有三千多名女性，从她们的经历也可一窥其他“红色娘子军”成员不堪的经历。

彼时，因全国范围的战争已告结束，毛下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琼崖纵队的军人也在内。原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李英敏（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1996年在谈到琼纵复员问题时，认为当年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其中一个就是许多女军人无家可归，再三请求分配到地方企业单位，却一律不准。她们大部分没读过书，目不识丁，过惯军伍生活，一旦置身社会，谋生乏术，又无家可归。

离开部队后，这些女军人有的流落街头，以行乞度日；有的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肉体；有的索性投河上吊，一死了之。而中共对此漠然处之。其他娘子军成员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