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术，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治久安之道也。”

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同返，指返回国后），而为赏，雍季在上。

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同返），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

【译文】

昔日，晋文公将要与楚军，在城濮交战，召见咎犯（人名）问计说：“楚军人多，我们人少，怎样才好呢？”咎犯说：“我听说：多礼的君主，如何文饰，都不过分；多战的君主，如何欺诈，仍是不足。作战要想取胜，不过用计策、欺诈而已。”

晋文公将这番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淘干河水捕鱼，肯定能捕到，可明年就没有鱼可捕了；焚烧树林而狩猎，肯定有收获（得到野兽），可明年就没有野兽可得了。欺诈、虚假的策略，现在虽然能侥幸得逞，以后就不行了，这不是长久之计。”

晋文公听从咎犯之言，在城濮击败了楚军，回国后论功行赏时，却将雍季排在第一位。

大臣们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应归功于咎犯的谋略。主公您用其言取胜，却后赏赐他（首赏了雍季，次赏了咎犯），这样不可以吧？”

晋文公说：“雍季的话，可以带来百世的利益。咎犯之言，只可一时之用。哪有将一时之用，放在百世利益前面的呢？”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临急使用诈伪的方法，足以取胜。尊崇贤才，使用长久之计，足能彰显德行，以利百世。晋文公虽不能从始至终依王道而行，但足可以称霸诸侯了。”

【评述】

俗话说：“兵不厌诈。”但诈伪的方法，只是在敌强我弱的特殊环境下，不得已而临时采用。如果以诈伪的方法治国，想要国运兴隆、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历史一再给出了证明。可以想见，君主一旦失信于民，失信于天下时，他还有多少周旋的余地呢？

诈伪的方法，有时确实能够带来一些军事上的（以及争斗中的）胜利，但一两次军事上的、以及争斗中的胜利，并不代表国运的强盛。纵观历史，有多少兵强马壮的骄横帝国，凭借着强权和诈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转眼间就灰飞烟灭！

危急时刻，使用诈伪的方法，就如同借高利贷救急，将来是要加倍偿还的。因此是不得已而用的下策。雍季的话，十分深刻。

在得胜归国时，晋文公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这次军事上的胜利，所付出的信义上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他对其中的是非轻重、利害得失，是明察秋毫的。因此，晋文公在胜利后，即尊重贤才，以德治国，以信治国。

儒家有“王道”、“霸道”之说：以仁德感化天下，使万民心悦诚服，乃是行王道；依强势震慑九州，让百姓畏惧臣服，乃是行霸道。晋文公本心是想依“王道”而行，可是为客观环境所迫，不得不暂时使用诈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王道”的标准达不到，自然落至“霸道”中。因此，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为君主者必应尊重贤才，以德治国，以信治国。捐弃假诈，诚心为民，这才是万全之基，长治久安之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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