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7月14日讯】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大学，自其1911年成立以来，业已走过了百年。百年中，清华共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20多位大师。大师，大学问者。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大师不仅无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华，而且留在大陆的绝大多数大师都遭受中共侮辱伤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这些大师是：叶企孙、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唐敖庆、郭永怀、李政道、华罗庚、赵九章、彭桓武、周培源、张钰哲、侯德榜、梁思成、茅以升、杨廷宝、竺可桢、夏鼐、季羡林、张岱年、曹禺、钱钟书、陈岱孙和赵元任。他们的专业涉及物理、化学、数学、建筑、气象、哲学、语言学、考古、戏剧、文学等，堪称清华大学、乃至彼时整个中国在上述领域中的精英。

在这些大师中，除了李政道、赵元任等在中共建政后留在美国外，其余或是主动选择留在大陆，或是出于爱国之心，“自投罗网”，而他们的命运在他们选择接受中共领导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建筑大师梁思成被抽掉了灵魂

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工作，并系统的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颇具才气的妻子林徽因同样名震一时。

所幸的是，林徽因1955年早逝，躲过了中共发动的针对知识份子的一次次惨烈运动，而梁思成则在文革中黯然离世。据其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文革刚刚爆发，清华园就出现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其与彭真是同伙，是“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非常痛苦，而林洙也充满了恐惧。

在中共中央派来工作组后，梁思成“交代”了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很快，他被挂着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的黑牌子被连番批斗，当时目睹的林洙从梁思成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屈辱，而萦绕在她脑中的惟有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问题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的城市建设指示。今天看来，这样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极。

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开始后，红卫兵来到梁思成的家中，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还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声色俱厉的问梁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并称“肯定是要暴动”！林洙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

因为红卫兵从家中搜出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林徽因弟弟林恒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佩戴的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从此，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梁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红卫兵还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梁思成和林洙“训话”并强迫林洙和梁思成离婚，但遭到拒绝。全家仅靠林洙的60元工资度日。一次次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明显的恶化。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好在北医三院的陈世吉大夫不仅没有区别对待，反而告诉林洙该如何注意梁的身体。

1967年2月，梁思成全家被迫搬进了一间阴暗潮湿、仅有24平方米的房子。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岁月中，梁思成都不愿承认毛和中共存在错误，他的灵魂似乎已经被中共抽掉。在苦苦熬过几年后，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离世，终年70岁。

与梁思成齐名的杨廷宝被关“牛棚”

任何中国建筑界的人士，都知道那个称呼“北梁南杨”。 “北梁”，即梁思成；“南杨”，即杨廷宝。这个称呼，不仅包括他们的建筑成就，更蕴含着两人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早在美国宾大读书期间，杨廷宝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古典建筑手法的训练和技术知识的教育。而晚于杨廷宝三年进入宾大读书的梁思成，非常仰慕杨，称杨廷宝为“内韧外秀，厚积薄发”，还提到学长的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他们一同学习，一同在美国同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回国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民办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和总设计师的杨廷宝，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尽情施展自己在建筑上的才华与抱负。在杨廷宝设计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中，体现了用西方建筑的比例原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乐台都是他的杰作。中山路更被称为“杨廷宝一条街”。此外，他还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梁思成回国后，基泰建筑事务所曾通过杨廷宝，邀请其加盟，但梁思成认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还是学术，婉拒了邀请，而是去大学教书。

文革中，梁思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次被批斗，而杨廷宝也同样被批斗，关进了“牛棚”。比梁思成幸运的是，杨廷宝挺过了文革，1982年去世。

桥梁工程奠基人茅以升被示众侮辱

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在钱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结束了中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由外国人建造的历史。由他主持设计的其它大桥最有名的还有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59年时亦担任中共人民大会堂修建工程的“结构审查组”组长。

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茅以升同样没有躲过厄运。据曾在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与茅以升一起工作的郭树荣回忆，1957年“反右”前，身为院长的茅以升响应中共的号召，向中共提了八条建议，其中有几条后来被认定属于“黑心”。1958年全院开展了对他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些还贴到了他办公室的墙壁上，他被迫在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查。

尽管其后茅以升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为了给其一个教训，他的晚辈中，有几个人被打成了右派。例如当时在院内铁道运输研究所工作，现在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的侄儿茅于轼，就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工程师茅于轼成了一名养路工，当年他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再版，却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变成了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茅为星。据其侄女茅青说，当时茅以升的内心非常“苦涩”。

文革开始后，茅以升一度每天上班后，都要胸前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叉叉，先在院内示众一圈，然后从事拔草、清理卫生等惩罚性劳动。其妻子戴传蕙因为多次惊吓而骤然离世。

而茅于轼的弟弟茅于海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为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其后，因为有海外关系，他被禁止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落个了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恶名。

气象学家竺可桢经历丧子之痛

竺可桢，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他还曾经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据大陆《档案时空》2013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介绍，1949年他离开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后，中共曾派人询问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竺可桢表示希望“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话音未落，浙江大学壁报上即出现对竺可桢的攻击，称其“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中共的狰狞面目初次在竺可桢面前显露。

竺可桢对政治本能的保持反感，他一心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子。当年蒋介石钦点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不屑为之”。后虽勉强答应，上任时又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各大学校长、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但竺可桢却拒绝接受，成为当时少数几个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大学校长。

然而几十年后，竺可桢不得不在1962年以72岁高龄加入中共。1964年2月，毛泽东在卧室内接见了竺可桢，此后竺可桢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红色科学家之一”。

不知被迫加入中共的竺可桢内心作何感想，而且就在1961年，其长子竺津被打成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时去世。彼时71岁的竺可桢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为此，他写了《哭希文》。

文革爆发后，竺可桢十分茫然。由于受到毛的保护，竺可桢本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为了避免脱离群众，竺可桢主动要求降低工作标准，并且上交沙发、地毯，遣散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钢琴馈赠幼稚园、合并使用一辆小车……这时他经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粮店去买大米，路上得歇好几次。

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这时，竺可桢就只好自己按照太太的吩咐，自己做饭。当他看到同事遭批判，他在日记中愤愤写道：“这样对待高级知识份子，实在过分了。”

内心愤懑的竺可桢因肺病于1974年去世，享年83岁。去世前两天，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7℃。”（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