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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也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鸣放一开始，马寅初就坚持党委领导高校，在整风中的表现是令中共满意的。

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马寅初到会讲了以下话：“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8千个正规生，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想学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以上的意见可以说是“无骨头可挑”的左派言论，但最后也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原因是他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书面发言，登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共十个问题：（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行；（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这些意见，最后也被批判，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因为《新人口论》同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发表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唱了反调。毛泽东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尔隆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马寅初大概没有在意毛泽东这篇作品，踩上了政治地雷。

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六十年校庆大会上，毛泽东派陈伯达在讲话中突然点名说：“马老要作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

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

高度赞扬歌颂中共的费孝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费孝通曾经带头响应中共号召，著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高度赞扬歌颂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拥护“双百”方针。但也是凭这篇文章，费孝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1957年5月13日，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麟、侯大干、李西山、陶大铺、陆近仁八教授提出《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建议》并没有赞同教授治校的主张，八教授总的意见是：“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政治思想领导。”“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虽然《建议》“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但这些热心教学工作的教授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帮助整风的青年学生被划成右派，林昭被处死

在大鸣大放中，一批思想敏锐的高校青年学生也帮助整风，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批评意见，结果被划成右派。

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青年教师和学生有1500人在反右中蒙受冤屈，被开除公职和学籍，发配到穷山恶水的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0年后，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女生林昭，因替被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也成了“右派”，送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一批北大同学去林昭家探望，交谈中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了对《南共纲领》的兴趣和赞同，结果有人告密，诬陷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林昭被捕，被判20年徒刑，又关进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在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家属旁听的情况下，法官宣判，林昭由20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惊恐，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从容赴死。[1]

深入开展“反右”斗争，右派人数扩大一倍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右派骨干总数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反右斗争领导机构，把历史上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出身地主家庭、国民党军官、国民政府官员家庭的统统都戴上右派帽子。

他们中，有些一句反党的话都没说过，也硬给戴上帽子凑比例。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素有矛盾，很少交往，也硬给扣上“罗章联盟”的罪名。

反右运动中的所谓“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那时住在颐和园的人，早起散步，经常看到树上吊着死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被划成右派的人遭批斗打骂，受尽屈辱，他们的家人也都成了贱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到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几百万人受到牵连，被划为右派的占500万知识分子的11%。

评语：

反右运动，是中共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的诬陷迫害。长达二十多年里，55多万无辜知识分子被剥夺基本人权，被送进监狱、劳改农场等地，精神奴役、人格凌辱、反复批斗、酷刑逼供认罪、强制揭发检举、超负荷劳役、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殴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强迫脱离亲属关系、逼使自杀……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远远超过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

据1978年中共官方的统计，反右运动55万被抓的人，1979年‘改正’了552,877人，整错者达99.98%，但仍有96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中央级5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地方级91人。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1979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逻辑。

注释：

[1] 彭令范（林昭的妹妹）《林昭案两次平反的来龙去脉》，<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2016/11/8 2:08:14

对林昭的平反的判决共有两次。第1次：1980年8月22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刑事判决书》（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虽然宣告林昭无罪，但给出林昭有“精神病”。第2次：1981年12月30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判决书：宣判林昭无罪，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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