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Hing Dere 1982年去世，当时我34岁。丧礼后，母亲给了我一个杏仁饼干盒，里面装着父亲的个人文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人头税证书，当时我并没觉得它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对父亲那段历史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有人头税和《排华法案》。

这张已褪色的绿色证书，长23厘米，宽18厘米，签发日期是1921年6月9日。不经意翻看，觉得它就是个历史证明，好像没什么杀伤力。对我而言，它只不过是身在加拿大的父亲，和中国台山村庄家人之间纽带证明。

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加拿大法律对他和家庭的影响。这是他生活中非常痛苦、孤独和羞辱的经历，他自然不想对孩子提及。直到他去世前，我都没有问过他那段历史。从这些文件中，我发现父亲生前及死后保守的这些秘密，是多么重要。

艰难的移民路

加拿大政府为控制中国移民，1885年至1949年实行《中国移民全面注册法案》（General Regist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期间共有8万多中国移民注册，共缴人头税2,300万元。父亲和祖父每人缴纳500元人头税。当时父亲被关在拘留中心3周，才允许他入境加拿大。祖父的人头税证明已经丢失。

从父亲证书中，我得知他生活中的几件重要事。证书还是他的旅行证件，背面盖着他返回加拿大的日期。1925年，他回中国与母亲Dong Sing Yee结婚。由于排华法案，他无法带年轻妻子回加拿大。1930年到1935年，他回中国有了孩子，但每次都痛苦地孤身一人返回加拿大。为了养育贫困农村的家人，他只能选择到海外赚钱。

他的华人身份被加拿大社会放大，压制性法律直指他的种族。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说在加拿大生活艰难，“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父亲同时也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改变了父亲的生活方式，他不认为自己是旅居客人，他不想葬在中国。尽管受到排挤，他还是定居于此，并把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他在蒙特利尔创建手工洗衣店，还与他人一起建立互助社区组织。他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打压，最终他把家人带到加拿大，并在这里成功养育四代人。

没有人可以将他排挤出去。他是中国式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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