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5月10日讯】由于50年代末发起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空前的大饥荒，毛泽东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中苏关系到1960年代进一步恶化。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毛泽东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并下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发动“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大跃进后期，中共高层为了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而发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肃。在运动中，毛泽东最终将斗争矛头对准对其威望和权力威胁最大的刘少奇。“四清运动”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口头报告触怒毛泽东

1958至1960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 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级官员怨声载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刘少奇批评大跃进说：“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中苏交恶 毛泽东“反修防修”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而是边界摩擦的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另外，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担心中共党内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总题目就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并对中共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1964年1月份，毛泽东批示军委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裤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共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

重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推荐和介绍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并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前十条》，并于20日下发。《前十条》实践一段时间后，同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专门讨论研究对《后十条》的修改。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这两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在“四清运动”前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几乎完全一致，彼此呼应烘托相当默契。1964年6月开始，刘少奇到全国许多地区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后认定，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强调说，“四清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右倾，要反右倾。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桃园经验”开文革迫害先河

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要求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源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1964年9月1日，刘少奇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由他自己修改的王光美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用以指导“四清运动”的开展。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倡导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

有评论认为，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毛泽东矛头指向刘少奇

“四清运动”没有持续多久，毛、刘之间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在此期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说“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争论，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被劝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四清运动”运动预演“文革”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四清运动”已经从经济清查转变为意识形态运动，这一转变持续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替代。

“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县的农村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运动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大多数学者认为，“四清运动”为“文革”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动员、理论上的准备；“四清运动”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四清运动”为“文革”树立了主要的斗争目标和手段；“四清运动”非但没有缓解“大跃进”运动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反而使之复杂化和深刻化，并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文革后不久，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被宣布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有学者表示，事实表明，在毛泽东发动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刘少奇一直是支持者和践行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其实质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挑战与威胁，以及毛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回击。说到底，毛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由于他认定刘少奇与自己有二心，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死后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动干戈地置刘少奇于死地。#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