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4月08日讯】“话虽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这是早期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临死前写的遗作《多余的话》中的开篇语。也正是因为这“多余的话”，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被掘。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了哪些“多余的话”而让中共不满呢？

临死前“多余的话”

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瞿秋白，在被处死前的一个多月中，完成了《多余的话》，深刻剖析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被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所吸引走入共产党，之后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共产党残酷的对外对内斗争，在党的忠诚、服从原则下灵魂分裂，直至成为放弃独立思想的“演员”，一边宣传着共产党的主张，一边怀疑着用阶级消灭阶级，用不美好到达美好的逻辑。

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称自己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论》更没有读过，仅有的常识，机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但因为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认为当中共领袖是个历史误会的瞿秋白还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个“更重要的误会”，因为这是由他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结果？

在最后的“告别”中，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因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他最终的自我认定是一个“文人”。在人生的最后，他没有推荐任何马列斯毛的学说，而是推荐了包括《红楼梦》、《安娜‧卡里宁娜》的几本文学作品和中国白色的豆腐。

瞿秋白亦在“代序”中写道：“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瞿秋白并不“多余的话”不为辩白，也不为求生，而是表明他对马列、中共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这样的怀疑除了其自身的经历外，还与其身上浓浓的知识分子情怀有关。

误入歧途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祖上是宜兴的望族，其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县行政长官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自幼喜好读书，读的是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

辛亥革命后，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靠典当、借债度日。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其后，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

1916年底，瞿秋白在表舅母的资助下，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次年，在外交部学习俄文。此后他的读书范围不仅限于古代经典，还包括佛经、哲学，以及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他成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并被派到莫斯科采访。在莫斯科期间，他见到了列宁，并成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学生中包括刘少奇等人。1922年，瞿秋白加入中共，从此走上了歧途。

而让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瞿秋白接纳马克思主义，一个原因大概是，在其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并无冲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告诉他怎样达到，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他临刑前，才终于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其“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北上逃跑被抛弃

加入中共的瞿秋白受陈独秀邀请，于1923年回国，并翻译了关于列宁、斯大林理论等方面的文章。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下，在共产国际发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的指令后，瞿秋白和其他中共党人纷纷加入国民党，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因共产党的加入夺取了国民党党内的各项领导权引发了国民党党员的不满，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中共相继在各地发动武装叛乱，陈独秀、瞿秋白也参加了上海的暴动。

对于中共何去何从，彼时苏联内部出现了分歧。当时可以与斯大林抗衡的苏共另一领导人托洛斯基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对此，陈独秀表示赞同，但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却不承认错误，批评了托洛斯基和陈独秀，并在1927年8月解除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的职务。

随后有留苏背景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参加完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六大”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

因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存在矛盾，在米夫的支持下，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将右倾等帽子扣在瞿秋白头上，1930年，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随后回国。1931年，被解除领导职务。此后，又在党内遭到批判，他不得不离开上海。1934年，他来到中共根据地，担任教育部长等职。

不久，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中共被迫北上逃跑。当时，有一部分中共领导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据另一个中共高官张闻天的回忆，高级干部的谁走谁留由周恩来、李德和博古决定。而几次要求离开的瞿秋白却最终被拒绝，这导致了他的被抓。

有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无法进行长途跋涉，但近年有文章分析证实，下命令让他留下的正是博古。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被“就地枪决”

瞿秋白就这样被中共抛弃了。1935年，在转移途中，他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根据他所携带的物品，确定他是中共高官。因其拒绝接受劝降，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主张将其枪毙的国民党高官戴季陶如此说道：“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 尸骨被抛扬

也正是因为《多余的话》，本已被中共认定为“革命烈士”并安葬在八宝山的瞿秋白死后也不得安宁，其家人也是备受磨难。

据大陆《文史参考》2010第10期的《“瞿秋白冤案”不始于“四人帮”的迫害》一文透露，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学界和中宣部都对戚文提出了批评。

然而，当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看到《多余的话》与《评李秀成自述》后，下了如下断言：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认为瞿秋白“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并表示：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应该说，此时的毛将其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了起来。在那样的年代，既然毛下了这样的短语，其他人只能遵旨行事。本已进行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停办。

1966年文革爆发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称为“瞿秋白叛党宣言书（自白书）”。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其尸骨被扒出抛扬，而且强迫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对着丈夫的森森白骨进行批判。

妻子迫害致死 女儿被关

瞿秋白与杨之华都非各自的原配。瞿秋白的原配妻子叫王剑虹，和其结婚7个月就病逝了。杨之华的前夫叫沈剑龙，二人育有一女，后随瞿秋白的姓，叫瞿独伊。杨之华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瞿秋白是其老师。其后瞿秋白也认识了沈剑龙，并一见如故。沈同意离婚，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合。

文革爆发后，随着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在监狱中，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含冤病逝。

而与瞿秋白感情深厚的瞿独伊文革则被关在牛棚中。她与记者李何结婚，1962年，李何因心脏病去世。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战争年代，一个在23岁时死于癌症。还有一个女儿长期生活在国外。

父母坟墓被掘

地下有知的瞿秋白，估计最无法忍受的就是逝去的父母不得安息。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的母亲的坟墓。而其曾在济南教书的父亲瞿世玮1932年去世后，就被葬在济南南郊。文革中其墓碑被毁，坟被平掉，后来成为了一处果园。

结语

生前对人生进行反思但至死并没有与中共决裂的瞿秋白，死后大概没想到中共会如此对待自己，如此对待自己的妻子、孩子，如此对待自己逝去的父母。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深切的认识到，自己“多余的话”并不多余，一定会希望曾经被自己毒害的年轻人远离中共。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