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4月2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岳华综合报导）“天安门母亲”徐珏4月24日因肝癌去世，终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于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时，6月3日晚在木樨地颈部中弹丧生。徐珏1999年曾写一篇有关“六四”的证词，披露天安门大屠杀及儿子惨死的一些细节与内幕。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导，“天安门母亲”徐珏4月24日因肝癌在家中去世，终年77岁。徐珏的告别仪式26日在八宝山举行，多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到场悼念，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名义送了花圈，

徐珏的儿子吴向东，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是北京一间职工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也是北京电视机厂工人，当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颈部中弹，送院后因失血过多去世；徐珏的丈夫在1995年抑郁病故，小儿子在德国留学工作，徐珏孤身居住北京。她在2009年确诊患癌，接受治疗期间亦遭到当局严密监控。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表示，去年“六四”前有131名死难者家属联署公开信，要求平反事件，但10个月来已有5人去世，除徐珏以外，孙恒尧、田淑玲、石峰、王桂荣接连去世，而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已有46名家属过身。

另一位“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为徐珏去世寄发了泣别信。信中写道:“徐珏，我的好姐妹！我无力挽住你生命的脚步，只得祈愿你放心地走吧，而且要一路走好！徐珏，我的好姐妹！你有着常人无法企及之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你拼尽全部气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给生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我会永远永远怀念你，我的好姐妹！我会竭尽全力去实现你那未竟的遗愿。丁子霖泣别”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的联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遇害者的母亲组成的，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呼吁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及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这一组织及其成员常受到中共有关当局的阻挠与刁难，包括不可公开悼念“六四”遇害亲人等。

徐珏亲历“六四”屠杀 证词揭内幕

徐珏退休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员。她1999年曾写一篇有关“六四”的证词，披露天安门大屠杀的一些细节与内幕。

在徐珏提供的证言中，她对儿子向东遇难前后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6月3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

“在行进路上，我们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太惨了！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军队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学生了。

“此时已是4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到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火。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

“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我们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单，询问旁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50多个名单都是放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军人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惨不忍睹死难者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还睁着。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扶的双手。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

“7日，在30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1—2厘米，射出口为2—3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儿子曾在5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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