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日作家新书提南京大屠杀是为了得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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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3月06日讯】近日,有媒体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新作《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提到,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屠杀了40万人”。他在书中的具体描述是这样的:“由于日军无暇管理战俘,对投降军人和平民实行了大规模屠杀”;“多数市民被卷入战争并被杀害,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他还说,“被屠杀人数有说法是40万人,也有说是10万人,或者是40万人和10万人之间,这有什么区别?”寥寥数句,却尽显这位作家对自己国家暗黑历史的态度。

事实上,这并非村上春树第一次在小说中揭露日本军方的侵略史以及屠杀史,然而令他颇感意外的是,此次的披露却引起了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弹。据媒体报道,在日本网络上,已有人发起了“拒看村上春树运动”。此外,“日本右翼作家百田尚树也污蔑村上春树是为了得诺贝尔奖和讨好中国才如此写的”。

一听到“讨好中国”,不少中国人心中的那份“民族自豪感”便再次翻腾起来。但仔细想来,即便达到了讨好中国的目地,也并非是由于村上春树刻意想要为之。道理很简单,他在书中所写不过是对事实的阐述。与其说这位作家讨好中国,倒不如说是这位作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让中国人心生敬佩。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并非只在日本这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而是一直以来,在教科书中不断的重现。

有资料显示,日本国内各个版本的历史教材都不曾否认过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连右翼出版社编写的这本《新しい历史教科书》也有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尽管所用笔墨甚少,但出版社却并未在教科书中否认事实的存在。“因为这是日本政府公开承认的历史,若公开否认,就无法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定”。

但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出版的教科书由于没有明确提到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只用“实际牺牲者人数,在资料上出现的疑点和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含糊说法一笔带过,而遭到了日本教育现场的老师、PTA(家长与老师的联合组织)、历史学者、司法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联名呼吁,要求各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不要采用这些教科书,不要将“被歪曲了的历史教科书”发放到学生手中。

看到日本社会上至官方、下至民间普遍承认“南京大屠杀”、甚至坚持要披露具体死亡人数的态度,我们是否会发现,相比讨好中国,村上春树在书中写出“有说法是40万人,也有说是10万人,或者是40万人和10万人之间,这有什么区别”的字句,似乎更像是在讨好自己国家的民众。

既然不是为了“讨好中国”,那么村上春树三番两次的在书中披露日本的屠杀史,是为了得诺贝尔奖吗?可以参照的一个例子来自曾获得了第86届电影界的最高奖项——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记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在这部真实再现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时代屠杀至少30万华人的记录片中,当权者因独断、专制而犯下的罪行予以曝光。尽管基于安全起见,参与拍摄的所有演职人员无法到现场领奖,然而却并不影响,该片自2012年8月上映以来,接连获得了35个专业奖项,并在2013年成为最热门的记录片。

而在此之前,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类似影片还有揭露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恐怖罪行的《辛德勒名单》、披露美国政府军豪夺印第安人领土、围杀印第安人的不光彩历史的西部片《与狼共舞》以及真实再现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如何残酷、同胞间如何相互厮杀的反越战影片《野战排》。不难发现,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都在披露不光彩的屠杀史。因此有人说,要想获得奥斯卡奖,最好的题材就是披露大屠杀的历史。

按照这样的逻辑,作家参与诺贝尔奖的角逐,似乎也同样适用。然而即便如此,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恰恰相反,这类作家甚至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正义感。毕竟,人身安全与得奖孰轻孰重,是需要做一番思考与掂量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国家,作家的勇气与正义感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与鼓励。基于“言论自由”原则,作家显然被赋予了不受政府钳制和威胁的独立地位与自由权利。因此,若村上春树果真因为披露日本屠杀历史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也不足为奇。因为日本各界以“坚守言论自由”、“尊重历史事实”为荣的大环境为他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土壤。

然而反观中国,我们却不难发现,中国的作家要想通过揭露中国的屠杀史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那几乎就是在自寻死路。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足以揭示这样的因果关系,说中共建政后,中国曾出了三个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个不能进入中国,第二个不能逃出中国,而第三个是莫言,意即“不能说”。由此,中国这些有志之士的人权、自由状况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暴政屠杀人民的事件可谓是罄竹难书,且屠杀总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然而时至今日,却没有一位作家敢于公开披露。从十年文革浩劫到“天安门事件”,从对无数包括作家、导演、记者、律师在内的异见人士从未间断的抓捕与关押,到持续了近二十年,针对法轮功信仰人士进行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能有机会获得奥斯卡以及诺贝尔奖的屠杀题材可谓是信手拈来。由于一旦涉及这类题材,自身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真正敢于披露的作家几乎绝迹。即便有敢想的,也没有敢做的。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正是为何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才出了一个,并且还要心虚的表示“莫言(不敢言)”的真正原因。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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