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哥长得很俊，只是少了半边脸。
他总是戴着一副口罩，把脸严严实实地藏在口罩后面，吃饭、走路、看病，时时戴着，只露一双低垂的眼睛。
此刻，他坐在护理师邓海玲的对面，即便只有两个人，却依然不肯把口罩摘下来。“会吓到人。”王大哥说，“我这个样子，在家里孩子看到我，都会吓到哭……”
“我只是看看你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邓海玲安抚道，诱哄着王大哥把口罩摘了下来。
她佯装仔细查看伤口，看着王大哥脸部隆起的补皮，“没事的，刚开完刀，伤口还在修复，所以疤痕比较明显。等过阵子恢复，就会变得平整啦。再说，未来医疗技术发展，还能够做一些整形修复的。”
听进了她的话，王大哥的眼睛渐渐亮起来。“是。”他说，“活下去才有希望啊。”
“你还会是你孩子的榜样。”邓海玲继续鼓励，“不仅以自己为例，告诉孩子不要接触烟酒、槟榔，还教他学会接纳和他长得‘不一样’的人。
“告诉他，虽然手术让爸爸失去了很多，伤口也很痛，但爸爸为了孩子，会很勇敢地活下去。”
“是啊。”王大哥叹，“我这辈子也没办法留下什么钱给他们，也许这是一个无价的教训吧……”
邓海玲做了二十一年头颈癌护理的工作，这样的对话重复过很多很多次。她说，这群头颈癌患者，大多是壮年男性，家里的支柱。他们大多曾在外做劳工或混黑道，平日抽烟、喝酒、嚼槟榔，难说算是“好男人”。恣意的生活让他们在人生的某一天，突然陷入噩梦。
头颈癌三个字，不像看上去那么温和。肿瘤长在口鼻、脸颊、脖颈这些最难遮掩的地方，尤其三、四期病患，一旦手术治疗，往往意味着切除他们头颈的一部分。手术后面部缺失、变形，连整形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们甚至可能无法清楚地讲话，无法用嘴吃东西；加上肿瘤很容易复发、转移，使他们不能继续工作，中断经济来源。
不断地目睹他们的痛苦，邓海玲很难受。头颈癌病人的手术往往长达24小时，术后伤口很大，不能正常吃饭，需要插鼻胃管。一些病人还可能要承受气切、抽痰的折磨。“有时候他们向我诉说他们很痛苦。”邓海玲说。为了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疼痛，她试着往自己的鼻孔、口腔里插鼻胃管、抽痰管，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减轻他们插管时候的痛楚。
除了生理上的难捱，这些头颈癌病人五官变化、发音不清晰，病情极不稳定，几乎都无法回去工作。然而，治疗和手术后的生活却需要大笔费用来负担。看到一些病人因为失去收入而无所适从，甚至自杀离世，邓海玲在四年前终于决定放弃百万年薪的工作，全职做起了义工。她平静地讲：“我想要跟自己、跟病人证明，我和你们一样，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我还是要活下去，还是有办法走下去。”
“他们比生病前更帅”
王大哥跟邓海玲吐委屈，说自己自从做完手术、变成“月亮脸”后，出门买吃的见到小朋友，都会被他吓哭，让他备受打击。
“其实我觉得他们比生病前更帅了。”邓海玲笑说。因为这些患者之前多是做劳工、甚或是混黑道的，有的眉目间会有一股“暴戾之气、凶狠之相”，但是生病之后，随着心境改变，反而面部的纹路都变得温和了，“我都说，‘奇怪，你们怎么生病完以后都比生病前长得帅！’”
不仅更帅，这群大哥也变得更可爱起来。他们身体好些了，也会跟邓海玲一起来做社工，给正在接受治疗的病友们加油打气，有时候还扮演起阿拉丁神灯，想办法替病友们“实现愿望”。
他们第一次圆梦的病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他原本患了舌癌，后来肿瘤复发，转移到整个面部、皮肤上。人越来越憔悴，越来越瘦弱，渐渐连下病床走动都变得困难。双亲已逝，他身边只有一个姐姐。
这个年轻的病人一直很想出国，想去日本，想看看台湾其它地方的风景。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他做长途旅行，航空公司也不准他搭乘飞机。
邓海玲和这群大哥为了圆他的梦，找来一个3D播放系统，收集了日本名胜的影像，并租借了当时台湾第一个3D风景名胜的影带。他们将这些“藏在盒子里”的风景带到男孩面前，在病房里带他用双眼游览了他想去的地方。两天后，男孩平静地走了。
还有一位大哥，头颈癌多次复发，病得很重，孤身待在租住的房子里。他很怕自己哪天悄无声息地死去都没有人知道。邓海玲就让他每天给自己发简讯报平安。去年，那位大哥突然失去联系，这群病人社工们立刻赶往他的住处，跟房东要了钥匙打开房门，发现这位大哥已经去世。他们找了其它协会支援，为他立了他生前所愿的塔位，整洁而仔细地办理了后事，完成了他想要善终的遗愿。
台湾头颈癌患者有了家
这些头颈癌病人过得很艰难，却缺少关怀。邓海玲说，社会上的人大多同情老人、女子和幼童，很少有人愿意支援这些看上去“身强体壮”的男人。她辞职以来，一心想建立一个专属于头颈癌病人的关怀协会，让他们有一个更自在的、有归属感的地方。
这些年来磕磕碰碰，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开始时，和她一起做社工的都是头颈癌病人，但他们病情也都不稳定，加上最初缺乏经验、资源不足，曾经她的身边只剩下一位社工。她迷茫过，自我怀疑过。但凭借着坚强的心志，受着身边病人们抗癌勇气的鼓舞，邓海玲坚持走了下来。直到去年，在社工和头颈癌病人们的期盼下，“中华民国头颈爱关怀协会”正式成立。他们终于在台湾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大家庭。
摘下口罩，鼓起勇气面对人群
很多病人像王大哥一样，因为自己的容貌、面部功能缺损，时时戴着口罩，也不敢出门。邓海玲和社工们就带着这群病人离开城市，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放松下来，学会摘下口罩，勇敢面对人群。
外出参加社团活动，本来大家都戴着口罩，社工们就说：“在这里大家都是这样，你就把口罩拿下来，放轻松一点。”渐渐的，病人们就开始在比较信任的环境里摘下口罩。一次、两次、三次尝试，发现突破了第一步就不是那么难。然后一个影响一个。到后来，这些大哥还会互相讲：“哎呀，你看我比你严重，我都拿下来了！”
有些病人没办法用口吃饭，需要从肚子的胃造口灌流食。社团活动时到了吃饭时间，病人们就说：“我不吃，因为我都是用肚子灌的。”因为要在公共场合吃东西，他们就很不好意思。有人说：“我（平时）都是躲到厕所里面灌。”为了让他们敢于在别人面前吃饭，病友社工们就会鼓励他们，示范给他们看自己也这样吃饭。后来就有病人，在十几个人的场合勇敢地用肚子灌食。
邓海玲说，在出游的游览车上，一众病友还会很自在地唱歌。其实他们很多人都五音不全，做完手术后发音不清晰，可只要他们发现“诶？有一个人敢唱诶”，渐渐大家一个、两个，最后都敢在车上放开喉咙唱起来。“其实他们都很爱唱歌。”邓海玲笑着说。
为护理师挡刀、挡狗
虽然这些病人大多是劳工阶层，受的教育不是很高，但邓海玲发现他们实在可爱又可敬。她对他们好一百分，他们会回应她一百二十分。只要她开口说需要什么资源给病人，他们会义不容辞把他们有的都拿出来。
曾经在一个争执现场，邓海玲刚好在旁边。当刀意外挥向她的一瞬间，一位病人大哥挺身而出，为她挡下一刀，自己受了伤。还有一次去探望病人时，邓海玲被一群土狗追赶，那位病人挺身而出，吓退了土狗。
当年做工混黑的“江湖气”，转变成了如今对朋友的义气和抗癌的勇气。
“我学习到他们的勇敢。”邓海玲说。这些病人很珍惜她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放弃工作全身心投入，告诉她说，他们很感动。“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被他们感动，他们的故事，让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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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