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12月06日讯】按：“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杀戮运动。对象是内战留在大陆的失败者，包括国民政府的原党政军体制人员及“阶级敌人”。毛曾宣称镇反“杀了七十万人”包含有知识份子。本文作者系中共省级公安干部，材料均有史料依据。本文翔实记述1950—1951镇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如何无法无天、按比例、按数位杀人的决策内幕。镇反杀人数已超过四年内战国共军队的死亡数。而毛的嗜血本性至死不改。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五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五月十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一九五八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九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要求控制杀人比例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二百多万人，杀了五十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镇反大批杀人风源于毛泽东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毛亲自向各地下达杀人指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杀大杀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开枪决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开枪决一百九十九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一千五百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处死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处决二十八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黄克诚提议收缩镇反毛不理睬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余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余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一万（10,488）余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余人，处决了十万（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
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杀人失控欲刹车难以执行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二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十五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三十万人——笔者）。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三十五万八千名，杀了十万（100,840）余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四十六万（468,385）余名，杀了十三万余（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十一万人，处决了四万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