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论语．季氏》

“年羹尧是雍正皇帝夺权后能够稳定大局的关键人物。他以平定青海的战功，支持了雍正皇帝坐稳了宝座。可是他功高震主，对阴险、嫉忌的皇帝来说又是一块尾大不掉的心病，便借机整治他。一次，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干’……”

“这不一样吗？”李麟插嘴。

“可在雍正皇帝眼里却是大不敬！”

“不懂！”李麟摇头。

云英不得不做出教授姿态：“这四个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于‘颂圣’⎯⎯就是歌颂皇帝的，那就意味着不能有丝毫差错。明白吗？”

“明白一点了，改了颂辞就意味着不把皇上当成圣人。”

“差不多！”云英点头。

“太苛刻了！这么说……这个雍正是个苛薄、阴损的皇帝？”

“书上怎么说？”她问。

“按书里描写的……雍正是废寝忘食……勤于公务……也有战功，是个好皇帝。”

“‘文字狱’在书里是怎么说的？”

“什么？”李麟还不明白：“文字狱？”

“就是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楠以及吕留良事件。”

“好像是……说他们反对‘新政’……？”

“‘文字狱’不提，这不仅是歪曲历史，简直是重编历史了！”她有些气愤。

“可是书里说：雍正皇帝时国库充实。从康熙皇帝时的七百万两到了五仟万两。”李麟似乎还有点不平。

“那就是说，只要横征暴敛就是好皇帝？”云英直斥李麟仿佛他就是作者。

“本想看书是为了增加点知识，得到点学问。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弯弯道道儿。”李麟感慨地说。

“用历史人物的嘴，说出现代人的话⎯⎯把历史人物有意识的现代化；赋予他当时不曾有的地位。隐恶扬善，颠倒是非，在我们国家文学艺术界是家常便饭。当年江青‘四人帮’不就用这一手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

“这样说，这本书是有政治目的的了？”李麟问。

“我是就作品的作用而言，不是说作者的动机。有这样的描写说明我们国家又要出一个圣人了!”

“有意思！怪不得人家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

“也是政治动向的温度计！”她补充道：“小月蕙不是唱过一首她们家乡的歌吗：‘渠江曲，渠江清，渠江出了个………’她没唱下去。

“又一个《东方红》下一句该是：‘改革开放的大救星’了！”

二人同时大笑。

“我发现你的文化程度不低！”云英忽然夸奖起来。

“这不是讽刺吧？”李麟有些不好意思。

“真的！你什么教育程度？”她认真地问。

“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

“为什么？”

“‘政审’不过关呗！”他说漏了嘴。

“那你怎么能参军？”果然她发现了破绽。

“……那……我是走了‘后门’……托人改了家庭成分……”李麟支吾地说。

“你要是早托人改成分岂不就上成大学了？”

李麟垂下了头。

魏云英还以为他是为没上大学而引起烦恼，触动了他的伤心之处。于是马上改变话题：“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你打电话给我要说什么，总不会是考我的历史知识吧？”

为了及时传递消息，防备突然情况，李麟买了一台手提电话。又为了防止云英家电话被窃听，他与她约定一个暗号：电话接通之后不说话，只用手指在话筒上轻弹三下，她就知道对方是张文隆。再上街打公用电话或亲自来访。

“怎么是我来考你？”李麟冤屈地说：“是您自己高谈阔论，评古论今。”

云英发觉自己未免有些过分。刚才类似埋怨的话实际更符合于情人之间的撒娇，而眼下的张文隆不过是患难之交而已。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得意忘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好，……不必追究责任！”她玩笑地遮过尴尬：“什么事？请讲！”

“昨天……”李麟说着脸色严肃起来：“月蕙对我谈起一个消息……”

其实，消息是祁冠三告诉他的，说是月蕙是为了和舅舅拉开“距离”。

“说什么？”云英问。

“昨天，一位退了休的市委秘书长找祁伯伯看病，同时聊起天来。月蕙伺候茶水的时候听到一句话……”

“什么？你怎么老说半截话！”云英埋怨地。

“他提到说：有一个叫做‘国际人权组织’的要到汴州来！”

“唔？！”云英面色也凝重起来。

李麟却没了下文。他在等待云英的反应。

“怎么就这一句话？”她奇怪。

“可不？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请你这大知识分子来参谋，参谋！”

所以用这种玩笑式的口吻，目的是把严重的情势说得轻松些，以使她经过考虑得出自己的结论。

“那位秘书长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句话？”

“月蕙说……”李麟回忆着：“这个大官当时兴高采烈地说：‘本市已经被新辟为对外开放城市。中央最近决定给汴州市一项外事任务，要接待一个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团’……”

“国际人权组织？”

她想起萧义雄曾向她提到过，可以利用外宾来访把黄永祥被囚的消息传递到国外去，以求得国际声援。现在这是不是一次机会呢？

“……不知是联合国属下，还是其他什么国际组织？”她思考着说

“有什么不同吗？”李麟问。

“如果是联合国属下的‘人权组织’⎯⎯他们是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但却不会被当局容忍来中国自由访问，即使被迫同意了也一定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

“那会不会是有些外国人爱管闲事，出于不同的目的，想要来中国实地考察一番，判断一下究竟而成立一个组织呢？”李麟凭着常识猜想着。

“那就是所谓的‘民间组织’了，顶着一块‘人权’招牌为自己制造声誉。这倒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能被咱们国家批准而又被隆重接待的就绝不会是公正、客观的，最多是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呼应者而已。用他们外国人的嘴，说出当局想要说的话！”

云英这番话只不过是就常识范围对国外来华组织做的一般性分析，还没来得及就如何利用的问题进行考虑。但听到李麟耳朵里却是觉得她太悲观，无所作为，与他的希望大相径庭，因此心头不免有所压抑。

其实云英分析得不错。自“六四”引发的中国人权危机招致国际舆论的关注，在联合国，差不多每年都有提案谴责中国人权状况。尽管在中国政、经双重压力下得不到通过，但“人权纪录”却在全世界被打入“另册”了。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国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立论：“吃饭是最大的人权”，希望在根本性立场上否定普遍的人权概念；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上坚持“主权高于人权”来稳定己方的态势。不想这两项先天不足的论点反而证明了：中国已把漠视（敌视）人权提到了国策的目标。

长袖善舞的幕僚们于是提出了另一种解套措施：以传统的“国际统一战线”手法，远交近诱。其中一项就是广邀“国际人士”实地现身来中国访问，以他们的“真实印象”来堵塞国际舆论的借口。这样做固然对外国人影响不大，因为这些“友好人士”往往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者，便是声名及权势都日趋没落的政客、官僚。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却是具有极大影响力，因为这是“外宾”的“定评”！

一项以“国际人权观察团”为名义的邀约访问，即将在中国展开。被邀约的人大约顾忌到自己的声名及主人方面的“过分热情”吧，他们提出要有“自主，不受干扰”的“环境”。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该团团长拿起一份中国地图随手一指。于是，观察对象就落到地处中原的本省，本市。……

“您是说，不管是哪种老外……”李麟试探着反驳：“都不能寄予希望？”

“一般来说是这样……”云英仍没觉查对方的意向：“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来不来中国访问有什么关系，还不是照样过自己的日子？”

“我看起码对您来说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李麟突然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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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