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我其实哪里是要去教育楼跳舞呢?我是想起了一事。
原来,前日接到木子萍来信,说是她的表哥由青海去黑龙江投奔亲友,路过北京时,要我接他们,带他们转转。今天下午该到站了。我小跑步离开海棠园,乘车至火车站。
心想,到哪里找他们呢?说不定他们已离开北京。
正在犹豫不之时,一个黑脸枯瘦的中年人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下校徽,怯生生地问:“大哥,是师范大学的天民么?”
我说:“是的。”
那人说:“我是木子萍的表哥。小萍还有那水芳老师叫我在车站等你。我下火车,一直在等,怕人来了碰不到。遇到戴你们学校牌牌的我就问。刚才见你在这里像是找人,我看到校徽就问上了。”
我连忙道歉。
他又说:“按理我们好几个人应在天津转车。想想,还是北京好,又能买个座位,又能看看天安门。经常听说天安门广场好玩,刚才他们几个人去了广场回来说没啥意思,不过是大水泥平地呗,我们庄稼人哪稀罕大平地。我们那里的大平地一眼望不到头哩,还长着许多牧草和花。这样,我想我也不要看了,心想等你来,捎封信给你。夜里有车,我们就走。”
我见他面满憔悴,像久病之人,想他长途颠簸,一定饿了。说:“大哥,我带你去小吃铺吃饭吧。”
他说:“我带的饼子,这里有好热的开水,已经吃过了。”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那信已揉得皱巴巴的。
看后,我问:“大哥,有病?”
他说:“胃病多年了,孩子五、六个,家里又穷,就没有介意,一直拖了下来,上个月穿孔,动了手术,切掉三分之二。”
我说:“那该在家里歇歇出门才好。”
他说:“全家人张嘴等饭吃。我们庄稼人,一生哪有歇的时间?将来到阎王老爷那里歇吧。我家有个亲戚在部队当营长,部队造什么工程,叫我们赶去,弄点活干,每月能赚几十块。要知道在我家那里,一年才赚几十块。”
听他这么一讲,心酸酸的,觉得他和我的表哥简直是一个人了。我的表哥去年从南方去西北贺兰山下做苦工,也是刚从手术台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动身了,路过北京时,人瘦的一阵风便吹得打晃,脸上不要说没有血色了,简直与河泥的颜色一样。
由此我想到天下穷人的表哥,只要他是种田的,都是这样由劳苦而衰病,三灾八难总是死缠着他们。
他说:“小萍子带过去的那个水老师可好喽,我们那里没有人不夸她的。待小学生像是待亲兄弟姐妹一样,有上不起学的,晚上她就上门教,平时还帮一些五保户干零活。自己买点吃的,一看到孩子们围坐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索性就都分给孩子们,我娘老说:这水老师必定是观音菩萨的使者了。大家都要替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肯,与小萍这个村跑到那个村。孩子们几里地外望见,就喜欢得跳起来。”
我说:“她有男朋友了。说不准将来也会去那里。”
他说:“哦,怪不得一提亲事,她就笑哩。她的对象去了更好。我们那里的孩子最喜欢老师了。只要往学校去的,没有脸上不挂笑的。前几天我临来,对我家的老二、老三说:别上学了,在家帮你们的妈干点活。做爹的也交不起你们的学费。谁知,两个孩子扑通跪在我面前,说:‘爹,我们放学和晚上帮妈干活,让我们读书。’”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问:“你们那里小学生一年要多少学费呢?”
他说:“三、四块钱。我有三、四个孩子都上的话,一年要缴十多块钱,我哪来这钱交学费呢?这次去东北,路费都是借的。我在犯愁哩,要是东北赚不了钱,那债咋还?后来我支不住孩子的缠,只好答应老三继续上学,老二回家干活,老二哭了好几天,经常坐在田头树底下出神。我怕孩子大脑想坏了,只好对她说,等我去东北赚到钱,再让她上学。老二这才好些。不过还是常常唉声叹气的。”
我说:“为什么不请水、木她们上门补课呢?”
他说:“舅舅、舅妈一死,丢下一大拔孩子,我帮不上,够难过的了。怎么还好意思给小萍添麻烦呢?水芳老师来过二趟,路程有二十多里,野地里有狼,我后来怎么也不让她来了。”
就这样,我们谈了许久。他的同伴来了,说天安门广场啥意思也没有。签的是夜里的票,马上就准备动身。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全买了面包,不过是五、六个,说:“大哥,我就这点力量,留着路上吃吧。”
他推却说:“我们庄稼人有面饼就够好得了,哪还要吃这样好的茶食?”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兜子塞到他手里,他边上的一个男孩,看上去十三、四岁,笑嘻嘻地拿了一个,猛咬一口,说:“真邪乎!这北京到底是大城市,比我们那里的人会做饼子。这饼子还真好吃。”
他立即呵斥了一声;“小熊!别丢人现眼的,等会吃能饿死吗?”
我问:“小兄弟也是去东北做工?”
那孩子怯生生点点头。
木子萍的表哥说:“他妈去世了,爷儿四个,吃上顿没下顿的。他爹求我带他去,说是让孩子挣点,也好让下面几个小的能吃饱肚子……哦,天不早了,你也该回校了。”
就这样,我们道了别。回到学校,我独自在海棠园里徘徊了一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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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