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的罪行？这些摘要，有多沉重？

一页页犯人登记表，出现在屏幕上。那是一滴滴水珠，在悲剧的海洋里，闪动微光。泛黄的纸张隐去，汇入幽暗的路灯。北京作家徐星，带着这些表格，背着40斤重的器材，翻山越岭，找寻细节的碎片。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最有力的对谎言的戳穿和颠覆，可能不都是很概念化的、理论化的批判、讨论，常常是一个有力量的细节就会戳穿这些谎言。”

还原历史的动力和热情，催生出纪录片《罪行摘要》。——“谨以此片献给所有不为人所知的、无辜的文革受害者。”

十四个剪影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认识了画家贾和震。这位老画家在文革期间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被关押了十年。在那里，他在一些“犯人登记表”的背面作画。出狱时，他把画作带了出来，一共有22张。

当徐星看到混着油墨和画迹的表格时，他被震动了。他对记者说：“第一眼看到这些登记表的时候，在视觉上有一种力量，尽管是一张破纸，但你还是觉得它承载的东西特别沉重。”

那些表格登记的“犯人”大部分是来自浙江的农民，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分别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徐星感觉，这个材料很适合拍摄纪录片，而且，有关文革中的受害群体，人们往往关注政治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而在农民受到的迫害这方面，相关调查实际上是缺失的。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开始了这项大工程。寻找当事人就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拍摄又占去一年多，剪辑一年多。2014年，一部135分钟长的《罪行摘要》问世。14位农民所经历的文革冤狱，被简笔勾勒而出。当年的青年小伙儿，如今最年轻者也已近古稀。对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过去，他们有的表现出无奈和麻木，有的则高声控诉“革命”的荒唐。

翁志渝、程德华和胡俊录三位村民过去都是“黑五类”，他们经常互相帮忙，组成了一个生活互助小组，却被人告发。据翁志渝回忆，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关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斗会，发现胡俊录、程德华也在被斗之列。后来，他们又被送进新安江看守所，分别关押审问。

在看守所，审讯员一直向翁志渝追问他们的组织名称、纲领等。翁志渝说：没有。审讯员就用枪敲他的脑袋。他意识到，不说就得死。于是，他苦思后编出了“启蒙”二字。结果这一来，他们的小组就成为事实。程德华、胡俊录等人作为“同案犯”一同入狱，罪名是“参加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程德华在纪录片中说：“反正我们就是个模特，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为的给我们组织、炮制了这么一个事件。”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他有两项罪名：“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刑10年。当时，周明夫在会计室里拿着生锈的气枪玩耍，不小心对准了毛主席像。而“收听敌台”，是因为他从小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周明夫被捕后，他的妻子不离不弃，等了他10年。在纪录片里，周明夫一边干活，一边说：“‘文革’时，人性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

另一位“犯人”徐兴林被朋友告发，他因此得到的罪名是：“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徐兴林被释放后，几十年来一直不敢交朋友，而且二十多年都不去县城。当年的遭遇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徐兴林说：“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老人家还淡淡地比划了挨打的情形：“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徐星问他：扎了多少根？他摆摆手：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

没有补偿

1979年以后，中共对“文革”进行所谓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一些受迫害的官员、知识分子、工人等得到了一点经济补偿。但是，农民却基本上被忽视了。据报道，徐星采访的那些在文革中无辜被关押的农民，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

据老人们回忆，他们在出狱后曾经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是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说是国民经济被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于是，他们顺从的等待着。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胡俊录和程德华曾经向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申请赔偿，但只收到表示回绝的一纸空文。

程德华说：“我现在不是要赔偿，但我十年在监狱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工作16个小时，工钱总要给我，哪怕一天算一块钱，扣去吃饭，得给我工钱呐！”

朱碎丰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被判了10年，实际被关了12年。徐星拍摄时，他依靠蹬三轮车为生。他说在监狱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折磨，名誉也受到损失。在镜头前，他低声表示：“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

这卑微的恳求，那个夺走他10年生命、毁掉了他的健康和希望的“党”，听到了吗？

淘汰谎言

2014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在会场外的展板上，写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当天，翁志渝、程德华和胡俊录三人特地坐车从建德赶去观看。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徐星告诉记者，他在浙江农村拍摄时，农民们在镜头前都很宽厚，没有说特别恨谁。他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本分，中国人太好管理了。”

在非常疲惫的时候，徐星曾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

独立制作“禁片”，意义何在？徐星说：“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讲人的故事。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史官”记录的，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义就在这里。”

谈到观后感，徐星认为，有些青年人看了后会觉得：以前发生过这么悲惨这么残酷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幸福。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其实今天发生的事，跟四五十年前，文革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现在地方官员那么迫切的追求血腥的GDP，就跟当年这些人在地方搞阶级斗争，搞出阶级敌人，本质是一样的，因为这都是他们的政绩。四十多年前，你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你官儿做的越大。今天可能是你拆的房子，占用的农田越多，你这地方小工业，什么造纸，小化工越多，所以你的GDP越发达，你的政绩就越好。”

网友留言说：“中国有什么历史是真实的？能不能给老百姓一个真实的历史来了解。”

“多少罪行已经和正在被埋进土里，多少罪行还在继续。”

“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徐星语）。良知的努力，在建筑真相的长城。那些看似无足轻重、饱受残害的人，无论是已经消亡或者尚存于世，理应获得尊重与公平的对待。正义似乎遥远，也正因此，我们需要更真的关切、更多的付出、更深的思考。

红色暴政下的受难者，数以百万、千万、亿计。他们不是草芥，不是蝼蚁。蒙受不白之冤，青春逝去，幸福远离；承诺、友谊、信任，灰飞烟灭。捱过苦痛和泪水，这些人依然存在着。无数个他和她，在期待明天。一个更好的明天，要怎样来临？

视频：纪录片《罪行摘要》

参考资料：

1．卫毅、乔芊，“1名导演拍摄文革纪录片之路：曾问能否怀疑主席”，《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16日

2．“《罪行摘要》揭秘文革中被判罪农民现状”，《新京报》，2014年4月14日

3．文涛，“徐星：用细节戳穿‘文革’的谎言”，《南都周刊》，2014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