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7年01月31日讯】从2015年开始，大陆三百多名律师和人权倡导者先后遭中共围捕。本月获释的律师李春富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一份会见笔录显示，警方也对律师谢阳刑讯折磨。尽管处境险恶，笔录发布者、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表示，尽管如此，“不愿为了安全而放弃言论权利”。
2015年“709”事件后陆续被捕的律师，目前多数人已被释放，少数几人被判刑并当庭“认罪悔过”，有的被“电视认罪”后取保，有的取保后被噤声。1月12日，忽然被释放的律师李春富言行异常，经医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律师在被关押期间都遭遇了什么？
1月18日，两份《会见谢阳笔录》在网络发布，记述了“709”律师谢阳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中共警方对他的殴打折磨及刑讯逼供、刑讯自污、刑讯认罪的事实。
谢阳被警察指定三个方向写“自述材料”：“要么是为了名，要么是为了利，要么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被要求揭发检举构陷其同行，这样就会立功，获得取保释放。
笔录记录了中共警察的惊人之语：
“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
“在这里面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是我们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别以为出去以后可以告状，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
“我白天休息得很好，每到晚上这个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你别以为你以后出去还可以做律师，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我们有的是资源和手段，这个案子，我们没有任何限度地往下整，包括你在的律师事务所，你的同事朋友，我们想整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中共警方还以谢阳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要胁，原话是：“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近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又披露，仍被关押的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在指定六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间也遭受强电击等酷刑折磨，致当场晕厥……
作为“709”事件的当事人、《会见谢阳笔录》的发布者，39岁的北京律师陈建刚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本篇为上半部分，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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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您和“709”事件的关系？
陈建刚：“709”他们没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当时我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了。因为第一个抓的是王宇和包龙军，在北京的律师中，我个人认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最好，我们感情最亲近，我也经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当时警方几次对我威胁训诫，不要说话、不要写文章之类的。现在大风潮渐渐过去，抓的人大部分被放出来，我又成了“709”谢阳律师的辩护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与我有关。
最初我是“709”谢燕益律师的辩护人，但后来官方指派了律师，家属聘请的律师不让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师要求见谢阳，都碰壁了，因会见不成也控告过很多次了。现在是一年半以后案子到了法院，我才开始介入，他们再没有理由不让会见。
谢阳是个非常刚强倔强的人，宁死不低头。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要求自己聘请律师，如果还不让律师接见，就无法开庭。警方也还没有像天津警察对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样，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后我见到了谢阳。
我和谢阳相识、相知、相友爱，他当然要和我说实情了。我们会见的房间有四个摄像头，之前我被训诫，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很多规矩的。本来律师会见可以拎包带手机的，但我还是按他们的要求，把东西锁在柜子里。和谢阳交流时，他们有次突然闯进来，问谢阳是不是哭了，问他情绪是否有问题，等等吧。总之，监控是异常严密的。
“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
记者：您在会见谢阳的笔录中记录，警察对谢阳律师说：“我们整死你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您认为警察为什么敢这样做？
陈建刚：会见谢阳，使我了解到警方办案的过程、方式。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如何逼迫当事人招供，警方等侦查部门有很多丧尽天良的手段。谢阳的经历让我看到，中国的警察多么卑劣、多么无耻、多么恶毒、多么没有底线。
在这个体制里，他们很清楚写在纸面上的法律都是骗人的，他做违法的事情，残害人权的事情，他并不惧怕法律，法律没有用，他不怕。怕天理报应？怕三尺头上有神灵？无神论教育啊，几十年了，哪有神？没有天理。怕当事人的报复？能吗？他们掌握公检法、特警，掌握国家所有的暴力机构，可以武装到牙齿，而老百姓拿一个弹弓就视为违法，打靶的玩具枪都是枪支，拿玩具枪会判无期。当事人如果报复，他就可以把那一家人都消灭掉。
他不需要怕，他有恃无恐，他恃的是什么？他恃的是领导的安排、领导的指令，领导给他这个活儿，干得好会奖励他，他会升职加薪啊。作为想在领导面前表现，没有良知、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职的警察，就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的了，让他杀人他都会干的！他只怕领导的一个眼色。
记者：“709”案发后，您感到过恐惧吗？
陈建刚：我被抓过几次，短时间扣留拘押，但没有受过酷刑，他们还没有打在我身上。曾经有律师把我发的东西转发了一下，就在职业上受到了处罚，但我还一直没出什么事。
人权律师被污名化，说反党反社会、颠覆国家政权什么的，我母亲就对我有很大的意见，经常打电话骂我：“你在网上胡说八道，这个党好那个党好的，你惹祸招灾，你活够了？”
“709”开始时我很担忧啊，当时孩子很小，老二还不到一周岁，老大四岁多。因为我们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妇，不问世事的，照看两个小孩，我又不是挣钱的律师，没有什么积蓄，全部家庭责任就我一个承担，如果我被抓进去，他们怎么过？那时我就尽量多陪小孩吧，因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把我抓进去。
“709”以来我妻子也慢慢见识到了，她当然担心，也还是理解的，但我确实无法平衡我的律师职业和家庭的关系。
都知道我发言一向激烈，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底线是：作为一个人和猪狗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人能说话，而猪狗不能说话，只让我活着不许说话，和猪一样，或者为了活得好一点就要摇尾巴，跪地喊万岁，那像狗一样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宁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这种生存状态，我不愿意为了安全就放弃言论的权利。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
记者：您认为法律是什么？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又是什么？
陈建刚：比如说在台湾，法律是立法院通过才能产生效力，议员是一张张地磕头拜票，一票票地拜，老百姓信任他，才会给他一张选票。法律不是一党总书记或党魁的意愿，它是全民的公议，任何人都受法律约束。
但在独裁专制的国家，法律就是统治自己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招牌。
比如所谓一国两制的现状，最近香港选出了两个二十多岁的议员，但全国人大马上就能迅速地造个法，把议员的资格剥夺掉。在专制的手中，法律就像泥巴一样，可以随意地捏。
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党的意愿，它只是统治律师、老百姓用的。律师抗争只能依据法律，法律已经失效了，那么抗争就是秀才见了兵，你和它讲道理，它就抽大刀砍你。
了解内情的都知道，冤案昭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不得已，并不是律师抗争来的，它完全可以把一个无罪的律师消灭掉。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
记者：以前您经常在网上发表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请问是因为您个人有过什么遭遇吗？
陈建刚：我从小就对国家、对政治体制、对共产党有想法。我生在山东农村，我看到的就是村干部、党支书贪污公款，大吃大喝，醉生梦死，耀武扬威。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领导干部，他们对村民无耻无赖无德，老百姓在他们的手中受欺压凌辱，却只能逆来顺受，还要给他们送礼请客。他们在村里的大喇叭里乱吼，通过各种手段吃拿卡要，通过计划生育敛财等等，像流氓一样，让我难以接受。
我不是因为我家遭受了什么才愤愤不平，我亲眼所见，乡政府带来一群流氓欺压我们邻居，像古时候战争攻城门一样，数人扛着一根圆木撞墙，把人家新盖的房子前后左右都捣出大洞来，有的是把房顶掀下来，把房子夷平，牵牛，搬人家粮食，抢走财产，连门都弄走。本来就穷得当当响，不给人家活路啊，就因为没得到批准而生了孩子。
当年我家里的婶子马上就临产了，被要求强行堕胎，一个男婴啊。但我们那儿祖祖辈辈的顺民，不敢有任何反抗，连说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们在基层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记得我们县一个干部通过大喇叭讲话 ：“上面开会，如果领导批评我，让我站起来，那我就让你们全部倒下去。”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明着生，没钱没权的偷着生，逃跑嘛。
我读初中时，当地有对小夫妻生因为多生了孩子，逃跑了，结果乡政府搞株连，把家里的老奶奶抓走，栓在铁链子上，放到狗洞里，和狗一起关着！就在乡政府。有什么人权啊，活得和狗一样。
还有一个邻居，因为生孩子就给抓到乡政府毒打。我见得太多了，80年代抓大量的妇女到县医院流产堕胎，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有些婴儿弄下来还是活的，直接杀人嘛，这种罪恶居然是政府组织人光明正大地干。
高中时，我听过我们学校党委书记给教职工开大会，在下面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喇叭广播啊，他说，“如果我因为没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挨了批评，你们想一想，我这股急劲，我必然会发作在你们身上！”这些老师有什么人格尊严呢？无人权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国家烂到了极点。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未完待续）#
采访整理：程莉，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