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垮国军

对日抗战结束时，中共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中共控制区人口达到一亿多，力量已经超过民国以来任何一个军阀了。林彪率军开入东北，苏联便开始向中共军队输血，大量转交军需物资和军火，中共约十万部队从陕北来到东北，仅仅一年扩充为四十万大军。此消彼长，苏联给共军输血，美国却在关键时刻釜底抽薪。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美国人造成了中国的共产化：“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终亦以中国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国人即为其最显着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乃及朝鲜半岛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国人主张。当时美国人虽与中华民国同抗日本，但一则中国兵力弱，不如苏俄之可恃。再则中国究是东方黄种人，与苏俄之同为西方白种人者究有别。美国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鲜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统之更大分别言，实为一小分别。而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相异，则为一大分别。此以近代美国人心理言，已有显证。”（钱穆《国史新论》）

马歇尔在“调停”期间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和停止财经援助；在军事上让国军束手束脚，使之被动挨打；在舆论上打压国民政府，让其失去人心。

中共的将领乘坐美国飞机离开延安，抢占军事要地。贺龙说：“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一九四七年七月，马歇尔送给中共又一个大礼，他促成美国对华军火禁运，切断国民政府的军火来源，甚至已付款的货物也遭到扣押，其手段之恶劣蛮横令人震惊。持续一年的军售禁令给国军造成沉重打击。而中共有苏联支持，不怕美国禁令，开始反败为胜。接下去的三年，中共逐渐取得优势，最终夺取大陆。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军火禁运带来的严重后果：“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自动武器大都磨损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汽车和其它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三分之一，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

禁运结束，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打开姗姗来迟的美国军火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

一九五二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全会上总结戡乱失败说：“民国三十五年的前期，我们剿匪军事是无往不利的。……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俄蒙满陆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处于危难之秋，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抛弃国民政府。之后大陆军心崩溃，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视白皮书为落井下石，“若美国以白皮书为中美友好结局的一个档，则在我们节节失败的过程中，予我们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这白皮书对我们中国，等于落井下石。我认为美国不应该以落井下石的意义结束中美友好的关系；我们希望白皮书不是已过中美友好之果，而是此后中美共同反共之因。” （阎锡山，《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放任中国赤化，而造成朝鲜战争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使杜鲁门不得人心。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杜鲁门在一九五二年二月的支持率为百分之二十二，是有史以来在任美国总统的最低支持率。（Job Performance Ratings for President Truman, Public Opinion Archives, Roper Center, 2010）一九五二年，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凭借反对杜鲁门运动与标语“韩国！共产主义！贪污！”入主白宫，结束民主党长达二十年执政，杜鲁门下台。

三、共祸蔓延

破坏乡绅制度

“农村包围城市”在蒋公眼中是中国旧有的流寇观念，中共通过制造仇恨，破坏家庭而壮大自己的军队。“但是共匪学会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共匪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苏俄在中国》）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特别要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炙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苏俄在中国》）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苏俄在中国》）

中共军队是“党指挥枪”，从起家开始，就具有共产党滥杀无辜和抢劫富人财产的邪恶天性。许克祥是早期与共军交手的国军将领之一，他回忆“笔者个人虽早有铲共的决心（笔者当时任团长），伹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没有十分了解；且共党喊着‘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等骗人的口号，究竟农工分子的反应怎样？我急须寻求明白。所以我从民国十六年二三月间起，常利用各种人事关系，于治军之余，向社会作民众心理测验的工作。有一天，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地饿死，你的感想怎样？’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地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他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马日事变回忆录》）

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不要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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