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不疑，字曼倩，西汉渤海（今河北沧县东南）人。以知书达理闻名于乡里。虽然他的仕宦生涯十分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光辉一笔。

汉武帝晚年，隽不疑被任命为青州刺史。他认为：“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以扬名，永终天禄。”所以，他采用刚柔相济的方针，将青州监管得服服贴贴。

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齐孝王孙刘泽勾结郡国豪强谋反，阴谋想先发兵临淄，杀掉隽不疑后再大举起事。隽不疑察觉后，收捕了刘泽并上报朝廷，昭帝派大鸿胪丞（官职名）审理此狱。调查中发现，此案牵扯到了昭帝的至亲燕王，昭宗下诏不予追查，只将刘泽等处死。事后隽不疑被提升为京兆尹。

任京兆尹后，隽不疑经常到辖下各郡县巡行，查录囚徒，了解有无冤滞。每次归来时，他的母亲都询问此行是否有所平反？昭雪了多少人？如果隽不疑平反冤狱比较多，他的母亲就喜笑颜开，十分高兴；如果一无所获，就会大发雷霆，拒绝进食：因此，至孝至谨的隽不疑，虽然处理政事十分严格，但绝不残酷滥杀。

始元五年（前82）春正月，有个头戴黄帽，身着黄色衣服的男子，乘黄犊车，上插黄旐旗，来到未央宫北阙的公车司马门，自称是“巫蛊之祸”中，逃亡在外的卫太子刘据。负责接受章奏的公车令，急忙将此事奏闻昭帝。昭帝下诏，令公、卿、将军中平素熟悉卫太子形貌者一起到北阙去辨识真伪。数万名闻讯赶来观看的长安吏民，聚众围观。为防万一，右将军亲率禁军布置在北阙之下，到场的丞相、御史等，也都屏息不敢出声，气氛十分紧张。

后到的京兆尹隽不疑，不待调查真伪，就立即喝令从吏：将此人抓起来关押在狱。有的大臣劝阻他说：“这种棘手大案，你避开为好！”又有人说：“此人是不是太子尚不清楚？还是暂且慢些动手，先稳住他为妙。”但隽不疑却很不以为然，他斩钉截铁地说：“大家对他是不是真正太子，何必如此看重!《春秋》中记载：卫灵公太子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国，灵公死后，蒯聩之子蒯辄嗣位，拒不接纳由晋军护送归国夺位的父亲。对此，《春秋公羊传》评论说：蒯辄已受命，应为正统，因此，拒纳蒯聩是正义的。古今两相对照，如今，幼子昭帝已继位，即使长子卫太子是真的，他也早已因得罪先帝，而成了罪人，不过逃亡后苟延性命又自来投诣罢了，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于是隽不疑下令：“将此男子押送到监狱。”

这里，隽不疑所引以为据的事件，见于《春秋公羊传》。尽管是当朝国君的父亲，但国君对他来说却是主君，只要他违背父亲也就是当朝国君的祖父的意志，就是罪人。国家大义，高于亲子之情，对于这一理念，身为《春秋》经学家的隽不疑十分清楚；而隐藏在这个事件背后的悲剧，隽不疑更是清楚－－蒯聩虽一度被儿子拒之国外，但最终他还是用武力赶走了儿子，自立为卫国国君。

所以，隽不疑一看到这个卫太子，一幕与春秋时卫国相似的政变悲剧就浮现在眼前。他懂得，卫太子的到来，不论真伪，都必定令当今的天子，汉武帝最小的儿子刘弗陵感到头痛，而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依据，只有《春秋》而已。这种以《春秋》断狱的做法，或令今人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能起到廓清是非、维护朝廷稳定的作用，体现了汉律中礼与法的高度统一。因此，隽不疑的做法与思想境界显然是不同凡响，深明大义！而远胜于众臣。

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此事后，十分嘉赏隽不疑的做法，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大将军霍光甚至打算将女儿嫁给他，但隽不疑坚决辞谢了。从此隽不疑的名声重于朝廷，在位的大臣们皆自愧不如。

那个不知姓名和来头的男子，最后经廷尉审讯，竟是个奸诈伪冒之徒。他本是夏阳人，姓成，名方遂，现居于湖县，以为人卜筮、算卦维持生计。有个原来的太子舍人，曾到方遂处算卦，对他说，你的外貌酷似卫太子。利欲熏心的成方遂企图借此得到富贵，就诈称是卫太子诣阙。最后廷尉断处他犯了“诬罔不道之罪”腰斩处死。

隽不疑以“虑敏，应变妥当，合于法理”而名高位重。不幸就在当年，因病卒于家中。班固在《汉书》中赞道：“隽不疑学以从政，临事不惑，遂立名迹，终始明正可述。”

隽不疑在审理假太子刘据案中，体现了其超于常人的睿智和果敢。在隽不疑看来，卫太子刘据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早已是罪人──无论这个人是真太子还是冒牌货。事实证明，这个假冒卫太子的人利欲熏心，企图借此得到富贵的妄念，在“禀公无畏”的隽不疑面前，被击得粉碎，可谓自食其果。

（事据《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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