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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非法政权的专制和贪官污吏的任意欺压盘剥百姓，中国大陆的小民百姓难以生存而不得不奋起抗争。中共特权集团滥用权力谋私，却开动宣传机器谎称“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掌权者把自己当作党和国家的化身。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 中共当政者却自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一手遮天，尽可以去干伤天害理的事。中共在中国大陆篡夺了政权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该党主席毛泽东一起做了许多坏事，例如1950年代初期把曾在前政权工作过的公务员划作“历史反革命”而加以降职减薪，或调离原行政职务，甚至判刑的处分； 1957到1958年把出于善意规劝中共纠正各种错误的人打成“右派”，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际仍是按中共对待政敌的惯例极残酷地处理；所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是不用比“历史反革命”更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的名称而改用巧立名目的“右派分子”而已。邓小平没料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权力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自己因得罪哪方都对自己不利而不敢明朗表态，以至于被毛泽东视为刘少奇的同伙而加以罢黜。为了重获权位，邓对毛发誓“永不翻案”，但内心不服。在1976年春北京民众借纪念那时也受毛泽东排斥的周恩来和抗议毛的走卒“四人帮”为引子，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邓利用民众对毛泽东的不满隐在后面推波助澜。毛泽东去世后，邓利用军权排挤了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而成为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为了摆脱华国锋已公开承认的“文化革命”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状况，邓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改革，但并不打算同步地作政治改革。正因为专制政治未改，片面经济改革导致官员腐败更趋严重与公开化。尽管这样，在片面经济改革初期，多数民众仍把邓小平当作“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开创人而予以好评。中共御用宣传工具与帮闲文人自然不失时机地对邓歌功颂德。于是，邓变得飘飘然，但他毕竟精于权术，没忘记他在1976年春的所作所为与他发誓“永不翻案”言行不一致，一旦被民众知道，他的两面派做法暴露，他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为了保住他的虚假光辉形象，他居然授意把知道1976年事件内情的几十名高级警官骗到云南省秘密杀害，以达到灭口的目的。邓小平这事做得太绝，以至于较多民主思想的胡耀邦与处事较温和的杨尚昆私下交谈表示不赞成而留下了记录。过去的二年内被老一代提拔的中共新领导陷入新的内斗而泄露了邓小平的上述阴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在民主国家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在中共统治下平等却成了民众的奢望。首先，当官的凭其帮着中共篡夺或巩固政权与压迫民众的所谓“革命经历”，可以在上班时间游山玩水并享受豪华招待，而劳动人民踏踏实实为社会创造财富却连独生子女的学费都负担不起，这就已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公平原则。平等是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的。执政者享有多种特权，为维护特权就必然不可能按公平原则行事，也就不可能让民众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有权力。难怪在中国大陆出现下述怪事。某卷烟厂专设车间生产点燃后产生的有害物质极少的特种香烟供中央领导人享用。该车间的一名工人出于好奇偷拿了一支烟尝试，被发现后遭到判刑处分。某省级以上官员贪污受贿几千万，受到的处分只是退款一半金额，然后被调往他处当官以维持其颜面。中共重罚那名偷吸了一支烟的工人，并非出于维护国家财产，而是担心特权制度被打破和外泄。那名贪官只受到从轻处分，是当局应付民愤而做做样子，而不是维护法纪。更有甚者，福建省某地一名从外省去福建打工的工人偷了一辆自行车，当地一名官员的儿子杀了人，法庭居然把窃车犯与杀人犯的姓名对调，把真正的杀人犯按偷窃罪罚款后释放了事，而一时短见偷了一辆自行车的工人被按死刑处决。警方在执行枪决前完全不遵照司法惯例的“验明正身”去做。中共对于民众如此严酷，而对于统治集团成员如此宽容。这正如古话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证明了中共政府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封建专制实质。2012年7月13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7月12日在北京召开“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座谈会”，这一消息令人觉得既可悲又可笑。如果那个会议的议项是道德观念的培养，就应该由教育部门主持召开。如果议项是严重违反道德而同时违反法律的事，则应由司法部门主持召开。如今上述会议是由巧立名目的什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来召开，堪称不伦不类，而且会议的主持单位是中央级的，会议名称又标明“突出问题”，可见所要讨论的问题已到了引起极大民愤而且动摇政权的地步。任何国家在人口数量和资源与生产能力环境承受能力匹配不良时都需要适当地控制人 口，或促进增加或促使减少。为何中共在“计划生育”名称下的控制人口会受到中国 民众抵制与国际舆论的诟病呢？这与中共权力集团的私心及违反科学和人道有关。1989年6月中共以暴力镇压了民主运动后，不少人悲观失望，认为自己对于国家的事无能为力，于是便醉心于赚钱和享乐，希望别人冒着危险争取民权；如果别人成功了，他们也得以享受成果，如果别人失败了，遭受灾难的是首当其冲为民奋斗的先锋人士，那些观望者并无太大损失。这种漠不关心态度是中共专制得以存在至今的一大原因。中国古代以家庭教育或私塾教育为主，与近代和现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不同，因此古代没 有“幼儿教育”的提法，而只有“开蒙”之说。到了近代西方国家较多民主普及因素的 学校教育方式传入中国，便有了幼儿园(又称“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之分。因幼 儿园阶段在上小学之前，故又称“学前教育”。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有刑事案件。然而，中国大陆刑案发生率之高已超过其他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其原因在于掌握政权的上层官员垄断权力和国家资源，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迫害民众，这些行为都是犯法构成刑事案件。而且，有些已犯罪却因权力在握和官官相护而未受处罚的高官对自己的罪行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标榜自己有身价，更夸耀自己有人效劳捧场助其满足私欲。这种不良社会现象的根源在封建集团式的中共统治制度。这样的不合理制度自上而下地腐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处于社会中层的官员干部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受压迫的同时也观察到上司们的种种犯罪表现，道德观念薄弱而操守意志不坚定者就会把上司们的犯罪手法学来。另外，学校教育与文艺事业被中共当局操纵，以盲从党的意志为首务，不提倡正义诚实等基本道德，这就使得社会风气进一层败坏。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必然难免是非颠倒，为了私利而不顾道义。无怪乎中国大陆的刑事案件日益增多。1989年民主运动高潮的表面起因是民众对于中共权力集团迫害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的做法极为不满。而这场从伪政权首都北京开始并遍及全中国大陆的民运高潮的深层起因则是中共长期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民权与普世人权的做法已把民众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并且在中共到那一年为止四十年的历次害人无数好话说尽恶事做绝的政治运动与经济大破坏，尤其是中共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是“十年动乱”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中共新封建权力集团的真面目已彻底暴露，能够接触到外来信息的大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学师生能接触到中国大陆之外出版物与透露一些中共阴暗面的中共内部刊物，他们通过中外政治状况的对比，就更悟出了中共权力集团的家天下统治与作为这种统治的目的与必然后果的专制极权和腐败是阻碍中国进步与导致民生恶化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共最重视的欺骗宣传已失效，而中共所能藉以篡夺及把持政权的“三大法宝”即武装，“统一战线”(实即分化民众)，群众运动这三项中的后二项已基本无效，只剩下武装即暴力镇压这一途了。中共在1989年6月4日以北京为首站的武力镇压以及随后巧立名目为“维持稳定”的对提出组织在野党要求的民主人士及对宗教信仰者的镇压皆是赤裸裸地滥用暴力。尽管中共继续沿用在他们在夺权与巩固政权阶段一贯凭借的欺骗宣传，但其效果已微乎其微，目前中共所赖以苟延的主要手段还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