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6年07月13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李思缘报导）中共在每年7、8月举行北戴河会议。在此之前的6月29日到6月30日，中共官场迎来了一轮大规模省部级官员人事变动潮。

一、北戴河会议前 习当局换掉王儒林有原因

这轮人事变动中，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王儒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职务。7月2日，王儒林被调任人大，担任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有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状况下，这是习当局在对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做出警告，以此推动关键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

北戴河重点议题之一：经济

习近平自2012年底掌权开始，大幅清理江派，并调整官场人事格局。今年秋季，当局将召开六中全会，明年又计划开“十九大”，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对当局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下人事变动，大都可以被视为为“十九大”换届人事排兵布阵。甚至有海外媒体预测，这将是历年以来北戴河争斗最为激烈的会议，“说它是一场政治大决战毫不为过”。

北戴河被称为中共的政治夏都。每年的7、8月间，中共高层们会在这里避暑，并举行一系列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碰头会”、“生活会”等等，由此被统称为北戴河会议。与过去几次类似，北戴河会议第一议题往往是经济，背后还有高层在人事、体制架构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

王儒林突然被换

王儒林被撤换后，接替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是骆惠宁。

王儒林被认为是江派常委张德江手下的“吉林帮”大员，因迫害法轮功而上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在被换时，王儒林才63岁，中共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年龄原因”。但是财新网的文章公开称王儒林、强卫、罗志军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级干部退休年龄，“均提前交班”。

在中共官场上，现任省委书记年龄超过64周岁的大有人在。强卫、王儒林都生于1953年，而黑龙江王宪魁、内蒙古王君、甘肃王三运等几名书记都是1952年生人，王君足足比王儒林大了一年有余。

6月30日，编辑部在大陆的多维网报导称，此番突然传出王儒林被安排到一个二线岗位上，令人十分意外。

报导引述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的消息透露，王儒林虽然在反腐上着力颇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关经济发展的事项上，“有严重的不作为情况”，很多本应顺利开展的经济工作因此陷入停滞，在山西中层、基层干部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情绪。

据报，王儒林更被认为“管得很少”、“无所建树”。山西已经连续几年在经济困境的泥潭中挣扎，2015年的GDP增速仅为3.1%，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3%，继续“稳居”倒数第二。

在王儒林被调到人大之前，这篇文章曾预测说，如果王的去向最终被证实，那么就加剧了人们对于“王儒林成为习近平整治‘为官不为’负面典型”的猜测。

大陆媒体的报导也吞吞吐吐对此证实。有已被删除的报导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辩解，依然回避不了王儒林没有撑起提振山西经济这一重任的事实。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王儒林总结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时，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对少而模糊。

实际上，这次王儒林被换，还影响到了刘云山。

两年前王儒林被调至山西省时相当高调。当时报导指 ，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会议宣布省委书记职务调整的决定，江派常委刘云山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中组部长赵乐际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

按惯例，宣布中央关于包括省长、省委书记等在内的正部级官员职务任免决定的，一般是中组部的副部长。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职务调整的交接大会，宣布中央决定的一般是中组部部长。

刘云山“护送”王儒林的高调和现在王提前被调任闲职形成对比。

为何习当局要突然对王儒林动作？ 这要从近期中国经济的表现说起。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并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与此同时，习当局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当局的说法，这项改革内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名“权威人士”5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陆媒的报导称，“权威人士”很可能是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主任刘鹤。刘起草了文章，并经习近平审阅而刊出。

当局经济改革的阻力 江派官员带头对抗

2016年6月30日 ，中央党校报刊《学习时报》刊文指，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进，主要应做到“三稳定、两调动”：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运行，稳定社会就业，调动企业家积极性，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但是，实际的操作中，习当局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近期官媒的报导也不断发文炮轰一些现象。

6月29日，澎湃新闻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央媒刊文批干部‘畏而不为’：表面消极怠工，实际是搞软对抗”为题，凸显当下问题所在。

报导称，“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一些党员干部表面上‘不敢腐’了，但出现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问题。‘畏而不为’，表面上看是消极怠工、不作为，实际上是与中央强力反腐唱对台戏、搞软对抗，是以‘畏’之名替‘不’之实找借口”。

6月27日，BBC以“点评中国：士气降至冰点的中国官员”为题发文称，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领导人以铁腕治贪，加大了对官员体系的监察和巡查。这造成了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

文章说，抱怨“理想太远，生活太近”的中共官僚系统的逐渐熄火，是中国经济逐渐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们打交道的政府部门的主管们都不愿意见客，就算见了客也不愿意做决定，有些干脆称病住院检查身体去。需要审批的项目、执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阁。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反腐触及的大部分是江派官员，也有报导说，现在带头怠工、对抗的也是江派，因为害怕遭到清算。

也有说法指，刚出台的这个《问责条例》是为清算江泽民留下伏笔。

习当局通过《问责条例》

对此现象，习当局有所察觉。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研讨班上说，“综合各方面反映，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也十分紧迫”。

6月27日，深改组25次会议上，习近平发重话表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大陆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央第一次使用“既得利益”这个词，可见改革之阻力，改革之难度，大到“不真刀真枪干”都不行了。

6月28日，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审议通过了中共《问责条例》。

官方报导称，审议通过这个条例重要性不言而喻。《问责条例》特别点出了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当局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在此之前的6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文章，在谈到为何出台《问责条例》时说，在一项调查中，有官员就在谈到改革的顾忌时说：也没见着有谁因为不改革而被问责的。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氛围下，怕当出头鸟、怕有担当就成了明哲保身之举。

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

王珉是另一个“为官不为”的例子

除了王儒林之外，辽宁前省委书记王珉也是一个怠政的典型例子。

陆媒的报导说，王珉从吉林省委书记被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就开始“不太做事”。海外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王珉将届退休之龄，其在离任前“破罐破摔”了。

有海外媒体曾报导，习近平一度对王珉主政的辽宁省委省政府非常不满，曾当面训斥辽宁当局“对上级吹吹拍拍，说假话套话空话，汇假报，编假数据，造假政绩，”“忽悠中央，忽悠百姓，十分危险”等。

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出现集体“断崖式”下滑。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别是6.5%、5.7%、3%，在全国省区市中排名倒数。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东北三省仍旧敬陪末座，辽宁还出现负增长，全国GDP增速垫底。

今年3月4日，已转任中共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珉被宣布接受调查。

刘鹤在北戴河会议前去三地调研

6月28日，中财办主任刘鹤率中央财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上海主持召开第28次“两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长三角“两省一市”的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吉林、山东、湖南、云南7个省市党委研究室主任、发改委主任参加座谈。

6月29日，刘鹤等转赴浙江调研。7月4日至5日，刘鹤等前往四川省调研。这是刘鹤在10天内分别在上海、浙江和四川三地展开的第三场地方调研。

刘鹤被称为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今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重点。5月份，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时，又专门研究落实这方面工作。

7月1日，《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发表文章称“刘鹤六赴长三角，前后必有大事发生”。

“长安街知事”表示，2014年10月，刘鹤首次以中财办主任的身份到地方调研，所选之地就是江苏，为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准备。

2015年4月，刘鹤带队调研组赴上海调研。就在当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2015年9月，刘鹤带队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恰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刘鹤最近的三地之行，恰好是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前夕。此前，江泽民家族被内控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被调走的传闻甚多，因此，这次的座谈会后将发生什么，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绕过江派常委

在中共政权体系中，有一些专门的领导小组。这些小组权力超越现有机构，组长一职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级兼任，具体的事务则交由下设的办公室来执行处理。

就目前来看，财经小组对当局大的经济政策有制定权。习通过小组运作，部分绕开了多名江派常委所在的政治局常委会。

《中国新闻周刊》6月份的报导坦承，中财办不论是影响力的扩大，还是地位的强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到发稿为止，资料显示中财办阵容为“一正六副”，包括主任刘鹤（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杨伟民、易纲（兼任央行副行长）、韩俊（兼任农村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舒国增和朱光耀（兼任财政部副部长）、唐仁健（兼任农村小组办公室主任）。从中可见，国务院中最关键的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也都受财经小组的领导。

当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大陆专家刘胜军分析说：“这些计划的推进和落实需要一个级别高、协调能力强，同时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

“中财办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刘胜军认为，中财办的当务之急，就是“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硬骨头”。

二、北戴河会议 习要清除江在常委制上的遗祸

今年北戴河会议，除了经济是重要议题之外，有媒体称，研议中共体制变革，讨论是否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将是另一个重要议题。今年上半年，这个话题已在海内外被广泛议论。

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江泽民为了维持对法轮功迫害，2002年退下后，周永康等前常委都在各自主管的领域形成了“独立王国”并延续至今。媒体报导称，习对这种常委制早就不满。

研议中共体制变革或是另一重要议题

今年7月底8月初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已临近，秋季的“六中全会”也为期不远。每一届“六中全会”，往往是翌年下一届人事布局的预演；“六中全会”的人事调整，又往往由两三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部署。

明年当局的“十九大”，如果届时会对中共体制作出大改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成为一个关键战场，决定习近平今后的走向。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否对中共体制作出震撼性的“颠覆”？

《亚洲周刊》5月5日报导称，中共高层出现改革呼声，要研议中共体制变革：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规范的“七上八下”（67岁可留任，68岁须退休）的不成文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这一架构为例，它的存在现在看来是多余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只要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那今秋的“六中全会”，乃至一年后的“十九大”，中共体制会有令人难以想像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

习近平对常委制不满

习近平自“十八大”掌权后，已先后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网络安全小组组长、中央深改小组组长、军队深改小组组长、军委联合总指挥等职，加上传闻中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职。

海外媒体报导，习近平早对常委制不满。虽然拥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职务，习仍然去担任包括深改组在内的各种小组组长，这就是一个他对常委体制极端不满的信号，也是他对现今中共整个机构体制极为不满的例子。

现今的七常委中，张高丽、刘云山和张德江是江泽民的亲信。在习不断打击江泽民之时，部分常委与习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严重阻碍着习的执政。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说，在江泽民掌权时期，和胡锦涛掌权时期的常委制，存在很大的差别。江泽民掌权时的常委制存在两个特点：一、江具有一票否决权。二、政治局常委虽然有分工，但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些事情还需要通过讨论决定。

横河表示，由于江泽民的精心安排，到了2002年胡锦涛掌权时候，每个常委分管的事务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他常委几乎不能干涉。最关键的是政法委，为了维护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从2002年起周永康成为了政法委书记，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此后周永康的政法政策，其他常委都无权干涉。

报导称，中共政法委一度成为江泽民、周永康控制的“第二中央”，维持对法轮功和民众的迫害政策，并使得江免于被清算。

“十八大”之后，常委制恢复为七常委格局。虽然政法委书记不再是常委，但是常委们的其他“独立王国”依然被继承。

废除常委制 谁在幕后讨论？

《亚洲周刊》称，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就废除常委制等开展探讨。

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拥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国务院则倚重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军方则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扮演此种角色。其他智库，还包括社科院等。

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为何毅亭，从2009年开始任职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并于2013年9月转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据悉，何毅亭与习近平是同乡，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铁杆文胆”、七大智囊之一。

2011年4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伟曾是朱镕基办公室的主任。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杨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大秘；副院长曾是习近平旧部陈宝生（2016年7月2日，陈宝生转任教育部部长）；2014年10月，江派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落马。

该学院教授汪玉凯，兼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阵营的人马已经控制了这些智库部门的关键职位，因此，废除常委制的提议被智库学者提出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但是在高层中，一定会就此发生激斗。

当局介绍中共政治局常委制的演进

2016年6月16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第9 版刊发《中央主要领导机构历史演进》的文章，耐人寻味。

文章介绍说，192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中央正式设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前者为最高决策机关，后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同时成立中央书记处。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正式以中央书记处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七大”延续了这种制度安排。

文章称，中共“八大”对中央组织机构作出调整，恢复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九大”以后，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恢复原有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变化。

由此可知，中共历史上政治局常委会被取消过。也就是从1934年到1956年这22年中，中央书记处几乎成了事实上的核心领导机构。

文章发出后不久，就有多家海外媒体分析，不排除这是官媒为再次废除常委制放风摸底。

多名学者揭常委制弊端

5月，东网的评论文章也探讨了中共现行体制的弊端。文章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处于权力最顶端，次一级是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再加上一系列的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最高层迭床架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突出，不仅导致权力分散内耗，决策低效，而且容易形成山头派系，加剧政治斗争，与现行讯息社会需要高效决策背道而驰。

5月16日，大陆可以阅读的《凤凰博报》刊发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的文章。该文分析说，“十八大”之后，集权为什么变得需要？简单地说，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

“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

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文章表示，中共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的改革计划，到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的原因。

在此之前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习近平博士论文导师孙立平也曾对此发文。

2月23日，孙立平发表题为《领导体制的乱象何以形成》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本世纪前十年，在中央层面上实行的实际是九常委制的集体领导体制，而在地方的层面，则是“一把手”专权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内部的失控。

孙立平在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体制是首长负责制。首长制的优点在于：权力集中、指挥灵敏、责任明确、减少扯皮，办事果断行动迅速、效率较高。

文章还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就是首长制的典型。孙立平说：“首长制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比如，美国的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你可以自己组阁，但你得对你自己组的这个阁负责任。如果你组的阁不称职，你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委托代理关系落到实处，仅仅通过行政体制框架内的集权或分权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孙立平此言被认为是以婉转的方式提出了总统制的优越性。

很快，习当局的学者出来公开呼应总统制。

当局学者明确提出总统制

今年3月底，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了联合早报网的专访。他在访问中说，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的前沿”。汪玉凯认为，如何找出能够真正被人民认可、被国际社会大体认同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才是高层必须要做的。

他提到，至于有人说，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汪玉凯说：“如果再回到文革的价值形态上，中国肯定没有前途。”历史潮流是向着民主和法治方向演进。

随后，大陆有微信公众号全文转载了该文，时至今日，仍可查到这篇文章。

港媒：习近平与张德江在总统制上激战

就在习近平阵营不断释放出可能要取消常委制、建立总统制之际，中共江派常委张德江近期到中共党校，公开唱反调。

5月23日, 张德江到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有关中共人大制度“专题报告”，不仅宣称中共人大制度有不少“优越性”，而且还宣称中共人大对高层的“监督作用”。

张德江称，中共的“民主集中”，要“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坚持人大制度”。

港媒《动向》杂志2016年6月号刊文表示，张德江的这些讲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中共高级权力层反对习近平要实行的总统制。

早在2014年9月，张德江的下属、中共人大内务司副主任委员李慎明就曾发表言论，提出中共人大可罢免“国家主席”，直接挑衅习近平。

有海外媒体分析认为，6月30日，王儒林被宣布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并被调至中共人大任闲职。由于王儒林是张德江“吉林帮”要员，此举也被认为是习将王儒林削权，反击张德江。

废除常委制 北戴河会议的悬念

中共“十九大”之后是否保留常委制？如果废除常委制，中共体制是否应做出相应调整，由虚位的国家主席变为实位的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涉及到中共所谓宪法将要做出重大修改。短短一年的时间是否来得及？届时中共在民怨沸腾之下是否已快解体？习近平将有怎样的举措？

这些悬念要在北戴河会议前后进一步观察。

三、令计划集团溃败 习反腐指向江泽民

随着习当局对“江苏帮”、“上海帮”展开大清洗，反腐的矛头逐步指向这些团伙的头目人物江泽民。中共退休大校辛子陵认为，习近平如何解决江泽民的问题，成为北戴河会议的焦点之一。

北戴河会议 反腐步步延烧江泽民

在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已分别在三中、四中全会作出部署；五中全会主题是“十三五规划”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此，六中全会以最后一个“全面”作为主题顺理成章。

今年稍早前，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获悉，习近平可能在今秋的六中全会前后正式拥有“核心”称号。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分析认为，“习核心”的出现，必然标志“江核心”的下台，之后江很可能被清算。六中全会的部署很可能在北戴河就会有预演。

辛子陵：北戴河要解决江泽民问题

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大校军衔的辛子陵认为，中南海习近平如何解决江泽民的问题，成为北戴河会议的焦点之一。

辛子陵说，整个江泽民系统的官员布局要打散、打乱，把不听话的一批官员、跟着江泽民的这部分官员拿下，不换脑袋换人。随后拿下江泽民，才能走后面的步骤。

他说：“这里面是相互配合的过程。看看北戴河会议吧，北戴河会议是一个决战。”

令计划被判无期 北戴河会议前后处理令党同谋

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之前，令计划政变集团成员纷纷被处理。

7月4日，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天津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6月底，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和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均被免职，然后被调往人大任闲职。江苏省是江泽民的老家；江西省是曾庆红的老家。

此前不断有消息称，罗志军和强卫因涉嫌卷入周永康和令计划政变集团，面临被调查。有消息人士向媒体披露：“罗志军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平安退休，或者出任闲职；强卫则很有可能被抓”。

与此同时，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负面消息再次出现。

美国之音引述北京人士的消息称，7月2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对李源潮采取限制措施，要求其本人和家人对所涉问题配合调查。消息人士判断，马上要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要商议对李源潮的处理方法。

海外的报导称，李源潮参与令计划政变。据自由亚洲报导，李源潮家族与江泽民和曾庆红家族之间也都有联系。

有报导称，令计划、徐才厚、薄熙来和周永康组成“新四人帮”，背后的老板是江泽民。

6月29日，东网的评论文章称，当局若在决定人事大方向的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前“手起刀落”，“砍下”重量级人物立威的话，“十九大”高层人事安排料更无往而不利。

江泽民出事的传言满天飞

最近，有关江泽民出事的传言满天飞。

近日，有网络文章说，因为江泽民、曾庆红曾联合谋划的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未遂，之后，江泽民被软禁在上海黄埔江畔。

今年6月中旬，负责“老首长”警卫任务的部队人士对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爆料：6月10日凌晨4时许，警卫部队司令员向某部下达命令把江泽民强制带离其住所。在武警部队某部参谋长的指挥下，江泽民被带到原北京军区机关后，几名陆军军官把他接走。

7月初，国际知名的独立情报网站发布消息说，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已经被软禁。报导称，如果中纪委想完全瓦解“上海帮”，90岁的江泽民肯定是其名单上的下一个。

辛子陵表示，“江泽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好多事情不好办，没法进行”。

习当局对江泽民老家江苏开刀

江苏是江泽民和周永康的老家，李源潮也曾在此掌权。外界一直认为江苏有一个江派官员组成的“江苏帮”。

今年以来江苏官场人事变动和官员落马接连不断。1月，江苏省在地方召开“两会”期间，13个地级市有半数撤换了党政高官。

5月30日，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被调查，成为继中共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前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后，江苏省落马的第四个副省部级官员。

另外，出身“江苏帮”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与辽宁前省委书记王珉先后于2015年及2016年“两会”期间落马。

江苏省众多高官相继落网，令江苏官场俨然成为山西以后第二个“塌方式腐败”的地方。这些落马官员大多都有追随江泽民政策，迫害法轮功的经历。

6月30日，中共官方公布，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卸任，由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接替。

江苏省关键职位已由习阵营接管

接替罗志军的李强一直在浙江工作，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曾任习的大秘。

6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调任江苏省委常委。有消息称，杨岳将接替已落马的李云峰的常务副省长职位。港媒分析认为，导致杨岳仕途逆势上扬，很可能是其清华色彩。近期，一批出身清华大学的官员获得重任。习近平本人也出身清华，其信任之人陈希曾任清华大学书记。

去年底，同时有“习近平党校旧部”和“李克强北大同学”两标签的石泰峰，从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升任江苏省长。

截至目前，江苏书记、省长两大关键职位均已被习近平派系的人员接管。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江苏是江泽民利益集团的大窝点。随着周永康的倒台、江泽民的失势，江苏系官员不断被抓。目前随着令计划“政变集团”的解体，最终“打虎”将指向江泽民。

当局严密控制江泽民祖籍之地扬州

江苏扬州是江泽民的祖籍之地。目前，当局严密控制扬州，官场调动频繁。

6月12日，江苏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榕，调任扬州市委委员、常委；6月 29日，淮安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宫文飞被任命为扬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亚军的扬州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被免。

令外界关注的是，新上任的宫文飞是江苏泰州人，而刚刚被调任扬州市常委的何榕也是在泰州为官。据悉，泰州是胡锦涛的出生地。

另外，还有多名与扬州有关的官员落马，如扬州市卫计委主任杨军在北京培训期间因嫖娼于2015年5月被免职，后被“双开”。

前南京市长季建业曾在扬州任职长达8年，被称为江泽民老家的“大管家”。季的岳父也曾任扬州市委书记，与江有交情。2015年4月7日，季建业被判有期徒刑 15年。

目前，扬州官员受到严密监控。

据报，今年1月28日，扬州市广陵区纪委组织人员调阅了辖区范围内多家大型超市的办卡记录，发现一张该区卫计委下属事业单位东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办理的4000元购物卡订购单。

经查，2015年12月，该中心副主任张为刚上任，据称为了加强对外的沟通联系，安排单位财务人员办理了8张面额为500元的购物卡。还未能送出去，就被区纪委发现。

而这种事情以前在中共官场极为寻常。

习近平从上海抽出多名旧部

江苏扬州是江泽民的老家，而上海则是江的政治老巢。江的两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及侄子吴志明都在上海“发展”，江泽民家族在上海建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网络。

目前，上海官场的一举一动都为外界关注。

6月28日，官方宣布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正式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屠光绍曾师从厉以宁，是李克强的师弟。

现年57岁的屠光绍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共证监会副主席等职，2007年12月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2013年2月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屠光绍被调离后，上海市2012年5月“选出”的13名第十届常委：俞正声、韩正、殷一璀、杨晓渡、屠光绍、杨振武、李希、丁薛祥、徐麟、艾宝俊、沙海林、尹弘中，到目前为止，已有8名常委被调离，1人落马。

被调离的8名常委中，包括俞正声、杨晓渡、丁薛祥、李希、徐麟、杨振武、朱生岭和屠光绍，落马的是副市长艾宝俊。

其中，俞正声在中共“十八大”后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

杨晓渡、丁薛祥曾是习近平的旧部，“十八大”后分别调任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

杨振武在其上海宣传部长的任上被调到人民日报任社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后任宣传部长）徐麟，现任国家网信办主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朱生岭，现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委。

习近平的另一旧部李希，在其上海市委副书记职务上被调任辽宁省副书记后，又先后升任辽宁省长、省委书记。

习近平严控江泽民政治老巢上海

习近平除调任上述多名旧部任要职外，也从外面空降多人掌控上海的多个主要职位。“上海帮”已经被习近平严密掌控。

2013年11月，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空降”上海，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目前，最重要的上海市核心“五人小组”中，除“上海帮”主要成员书记韩正、市长杨雄外，副书记应勇、纪委书记侯凯、组织部长徐泽洲三人都曾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部下。

应勇的秘书、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彭沉雷2015年9月出任上海市纪委副书记，成为侯凯的搭档。

2016年1月，习近平当局又“空降”中共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张本才出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

前不久，上海律师郑恩宠向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表示，从这几年上海官场的人事变动来看，韩正与杨雄已经成为“光杆司令”，“上海帮”已毫无招架之力。

而韩正将被调离，杨雄可能于明年下台的消息在外界更是流传甚广。

2014年7月28日，上海光明集团原董事长王宗南因涉嫌挪用公款和受贿被带走；2015年3月17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接受调查；2015年11月10日，上海副市长艾宝俊被调查，成为上海“首虎”。此三人均与江家关系密切。

习当局出台各类试点 抓紧收拾“上海帮”

进入2016 年，习阵营总攻“上海帮”的布局越发紧密。

4月8日，上海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规则》。

5月24日前后，大陆媒体报导称，上海市纪委计划向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派驻纪检组长。海外传媒指，这是江泽民次子江绵康的利益地盘。

6月5日，上海市纪委官网报导，上海市纪委在3年内将对市公安局547名主要官员开展以任中审计为主、离任审计为辅的全面轮审，以扩大经济责任审计覆盖面。

6月6日，上海组织部长徐泽洲在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要严管干部，打破旧的利益格局。

6月8日，上海市纪委在官网通报，5家国企老总等违反中央八条规定遭处分。郑恩宠认为，这5家国企大多是江派的地盘。

6月28日，当局出台《问责条例》。官媒在解读时，特别点出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民众反映强烈、损害执政政治基础。民间认为江现在是民愤最大的官员，当年以贪腐治国就属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李天笑先生分析认为，习近平推出《问责条例》是为清算江泽民走的关键一步。＃

责任编辑：林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