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人，从小就是个孤儿，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其母改嫁于朱姓人家，范仲淹跟从母亲到朱家，一度曾改姓朱。他从小就很有志气节操，稍大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感泣而离家，到了应天府寄食于亲戚家，发愤攻读，昼夜不息。据《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他在那里，共刻苦攻读了五年，终于掌握了六经的精髓。在这五年中，他从来没有脱掉衣服，安安稳稳地睡过一觉。冬天疲倦了，用冷水洗脸，清醒头脑；没有粮食便经常喝稀粥。别人对于这样的生活都不能忍受，范仲淹却不以为苦。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61)，他终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到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担任了参知政事，他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但是新政推行不到半年，他便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离京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

范仲淹又是个文学家，其散文和诗词都写得很好。在其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中，他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这实际上也是他的政治抱负和行为准则。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曾对人说：“我夜晚躺在床上，总是要反思白天的行为。如果这天所做的事比较得体，没有什么过失，我便能安心睡觉；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一晚我就一定睡不好觉，第二天一定要加以改正。”

范仲淹随母到朱家时，曾结识了一位方士，这位方士病重时，将范仲淹叫到床前，对他说：“我懂得炼银术，我的孩子尚小，不能传授给他，就留给你吧。”说完，即将炼银方和炼好的白银，一并交给范仲淹。这位方士不久便去世了。

十多年后，范仲淹在朝中任官，这位方士的儿子也长大成人了。范仲淹将此子叫来，告诉他其父之事，并将炼银方与方士所给的白银，一并交给方士的儿子。这么多年来，范仲淹从来就没有看过方士的炼银方一眼。由此可知，他的节操是多么高尚。

范仲淹因为小时饱受贫困之苦，所以即使当了高官，也从来不肯奢侈忘本。他的家中，如果不是来了宾客，吃饭决没有两种荤菜。妻子、儿子们的衣服、食物，仅仅是勉强够吃够穿。但是他对外人却决不吝啬，喜好施舍。他特意在苏州近郊，购买了千亩良田，置为“义庄”，专用来养活那些贫穷无依的人。他选出一些年纪较大、办事公道的人主持义庄的事务，给贫穷之人每人一天一升米，一年一匹布。对于他们的婚丧嫁娶，都用义庄的钱财给予帮助。

范仲淹时常告诫自己的子女，要节俭朴素，他对儿女们说：“我贫穷的时候，和你们的母亲一道侍奉你们的祖母。你们的母亲亲自动手烧饭做菜，因为家里贫穷，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供养你们的祖母。现在有了丰厚的俸禄，有条件好好地供养她，她却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们的母亲也很早就已经离世，这是我最痛心的事。我怎么能让你们坐享富贵之乐，而忘记了根本呢！”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已到婚娶之年，妻子即将要迎娶进门，为了显得漂亮些，范纯仁用绸缎做了个幔帐。这要是在别的官宦人家本是极平常的事，可范仲淹对此却很不高兴，对儿子说：“绫罗绸缎是用来做幔帐的吗？咱们家素来清寒俭朴，怎么能随随便便坏了家法？你要是敢把绸幔帐拿出来，我就在庭院中一把火烧了它！”

在范仲淹的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门风。不仅如此，范仲淹的儿子们受父亲的影响，也变得乐于帮助贫穷之人。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一次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这时候范纯仁年纪还很轻。麦船返回时停在丹阳，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很久？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柩返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

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帐。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问儿子道：“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石曼卿因碰到亲人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柩回乡。这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所以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经把一船麦子送给他了。”

即从此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宋史·范仲淹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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