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安排宏大而有序。当宋太祖立朝密镌誓碑，将不杀大臣与言事官定为本朝家法时，朝野的士大夫中，一种与道进退生死以之的思潮也在同时萌生。经历太宗、真宗两朝，以振兴道统为已任，以致君尧舜为理想，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之主流思想。于是仁宗朝，人才辈出，几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正如苏东坡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凭借如此丰富的人才之储备，大宋朝也必将厚积薄发，于是，发于教育，则立明体达用之学；发于学术，则有邵周张程诸家；发于文学，则有振兴古文运动；发于政治，则有奋发有为之臣。——大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成于此时。

自然，说起宋士大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从意识层面上讲无疑是一种精神自觉。而这种觉醒除了理论上的开拓，更有实践上的示范。仁宗朝的范仲淹在明道风波、庆历新政中的表现正给宋士大夫们做出了一个表率，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然成为一种士大夫精神，影响于当时以及后世。

所以当我们回看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时，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一批名臣不畏“自陷朋党”，为范公力争，争之无果，则纷纷求去。庆历新政时，石介大书《庆历圣德颂》，赞新政，斥大奸。新政遇阻时，欧阳修更进《朋党论》，抗声力辩。后来坐罪贬滁州时， 则以醉翁自号，日日与民同乐。可以说，在仁宗朝的政治风波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一朝的士大夫们无论于顺境或逆境之中，皆展现出一种不可摧折的蓬勃朝气，而这种朝气的动力正是源自以天下为已任的境界与胸怀。

当然，按欧阳修所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则范、余、尹、欧诸公尚属一党，而他们的对立面又是如何呢？以宰相吕夷简事为例，范仲淹在景祐年间被贬实因与吕夷简不和，但在西夏李元昊起兵称帝后，却是吕夷简向仁宗力荐起用范仲淹御敌。而范仲淹自然也表示过去的种种不快都是源于公事，非为私怨。范吕二人遂弃前嫌，可知，吕夷简亦能以天下为已任，虽然境界不比范仲淹，但士大夫精神大抵如此。

庆历新政成为历史，仁宗与他的士大夫们也成为历史，而那一朝的士大夫精神仍在升扬。于是，神宗一朝，又一批襟怀天下的读书人奋发而起，一场围绕熙宁变法的政治风暴拉开序幕。在此一场风暴中，王安石的治国之术被神宗皇帝定为“国是”，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反对急功近利的士大夫们则斥之为乱国。熙宁变法之利与弊、之是与非，在历史上被讨论了很久，然而，在时过境迁的当下，政治举措的利弊已失其意义，而这场围绕“国是”的党争中，诸士大夫们的精神取向才是我们更应着眼的问题。

就王安石而言，他的进取说到底是“与道进退”，就司马光而言，他的退隐则因为“义不可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变法，是在实践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宣仁太后起用司马光尽废新法，亦是在实践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论是新法被定为“国是”，或是恢复祖宗法度而否定“国是”，这其中只有政见之异，并无一已之私。

除了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位士大夫领袖之外，在那一场一直延续至徽宗朝时的党争中，那些北宋名臣大儒们，哪一个不是有志于经济天下，哪一个不是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呢。有的支持新法，有的反对新法，也有如苏轼，先是反对新法，后来又反对尽废新法，一代文豪宦途颠沛，从乌台诗案到远谪儋州，九死一生，大概没有人会为了功利与私心如此两面得罪，所以然者，无非还是出于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理想，方能与道进退，生死以之。

说起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我们大概会立刻联想到同心同德、协于克一之类的美赞。不过，翻开历史，更多的记载却是关于“国是”之定，以及与之相终始的“党争”。这自然与留下这些记载的士大夫们本身也是身在其中，不免就事论事有关。所以，今人读史，重点在于视角，尤当明确的是，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历代没有不变的“国是”，与时俱变是一种规律，时过境迁是一种宿命。所以当我们站在千年之远的今天去回顾宋朝时，应当看到，“国是”未必为是，“党争”未必为非，而超越于“国是”与“党争”之外的克协于道才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真实。@＃

责任编辑：李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