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据颖州贡生吴跃鸣说，他家乡有位宿儒林老先生，品格端庄，为人正直。林先生曾借住在一所神庙里读书。这座庙宇宏伟宽敞，借住在这里的读书人很多。由于林先生性情孤僻，和这些同住的读书人很少来往。

有一天他到了半夜还睡不着，便独自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位客人走来，向他问候。林先生正感寂寞，见来人举止风雅，便请客人到屋里坐。略备茶茗，他与客人闲聊起来。那客人论理有致，语言不俗。两人你言我语，十分投机。言谈之间，偶然涉及因果报应之事。林先生说：“古来圣贤做好事，绝不是事先预期要得到好报才去做的。若是为了要得好报才去做好事，虽说也合乎天理人情，但其心理上却存有欲望，便没多大价值。所以佛家主张福田之说，是君子所不屑的。”

客人说：“先生这一番话是片面的论调。若是用这种观点来约束自己，未尝不可。若是用它来约束别人，那就不可以了。如果用它来要求有相当修养的君子，或者能有些效果。如果用它来治国安民，那就绝对行不通了。

圣人设立教化，目的在于教人为善而已。对那些不能自觉为善的人，要加以劝诱引导，帮助他们去行善。对那些不愿意为善的人，就要鼓励鞭策他们去为善。于是刑赏的制度就产生了。对于那些能够做到为了奖赏而行善的人，圣人只赞扬他们乐于为善的一面，必不会去责备他们是为了得赏才为善。对于那些能因为畏惧刑罚而遵纪守法的人，圣人也只赞赏他们能遵纪守法的一面，必不会去责备他们因害怕刑罚才守法。

如果在刑赏的制约之下，使人们都能顺从天理，乐于向善，而又责备他们是贪赏惧罚，是出于私心人欲。这么一来，不接受刑赏的激励劝诱固然不好，接受刑赏的激励劝诱也不好，这就使人们不知该如何才对。况且既然把贪赏惧罚说成是私心人欲，而又用刑赏去激励劝诱人们向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圣人是不是想用刑赏来诱导人的私心欲念呀？你认为有这个道理吗？

在现实社会中，具有超卓智慧，出类拔萃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人则是大多数。所以圣人设立刑罚奖赏制度，主要是着眼于对中等以下的人们的教育。儒家的教义与佛家的教义虽然在宗旨上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先生根据董（仲舒）夫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理论，来驳斥佛家的因果论，岂不是连同圣人的刑赏制度也一齐驳斥了吗？先生只看见那些僧侣们劝人布施，说这样就是行善，可以得福；只看到愚民们持斋烧香拜佛，说这是行善，也可以得福。不这么办，就是不行善，就会受报应。据此你就认定佛家的因果论是在蛊惑群众。殊不知佛家所谓善恶的定义与儒家大致相同。佛家所谓的因果报应也与儒家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观念，并没有差别。”

林先生对这位客人的一番宏论不以为然。他想进一步再阐述自己的观点，更深入地辩论一回。不觉东方泛白天将亮了，客人便起身告辞。林老先生余兴未尽，执意挽留。那位客人忽然僵立不动，仔细一看竟然是此庙里一尊泥塑的判官像。

林先生吓了一跳，心生愧疚。他仔细想想，觉得判官之言甚是！（据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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