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亮了，没有太阳，天地间浮着赤红色的尘挨。日本兵杀得兴尽而归。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鸡鸣，每一口池塘都泛着血水的泡沫，浮着孩童、老者、男人和女人的尸首，他们有是被子弹射穿了头颅，有的是在水里无声地淹死的。被子弹打残了的花瓣、荷叶，层层叠叠地覆在血水上。元生从很远的棉花地里钻出来，他茫然地往湖边走去，活着的人陆续地从水里爬起来，坐在水粜上。他们彼此对视着，再茫然地望望湖面，死的人太多了，且不知先从哪一个死去了的家人哭起。

我的祖母菊躺在红色的浪花间，像躺在正在煮翻花的开水里。她失去了知觉和廉耻，双目紧闭，人事不醒。一个刚刚诞下的婴儿也浸在血色浪花里一起一伏。他红红的，皱巴巴的，手脚蜷曲，透明的小身体里看得见连接着的小骨胳。肚脐上还连着血淋淋的胎盘。他刚刚从母腹里剥离出来，在热呼呼的血湖里，似乎还张开小嘴巴，微弱的哭了几声。

元生看清了，翻滚的血花，是从菊的身体里涌出的。它们像泉水一样无休无止地喷涌，在湖水中掀起一朵一朵浓郁的血浪。她的衣服膨胀得像帆布一样，黑色的辫子像一条可怜的死鱼在血水里浮着。那个婴儿张着嘴巴，他的灵魂跑到元生跟前，委委屈屈地哭了一二声，便像他的母亲一样沉默了。他在血色水波里漂来荡去，蜻蜓在红色的荷塘上翻飞，夜枭在血红的晨曦里哭叫，元生知道他的孩子死了。他木木怔怔地垂着手站在遥远的荷塘岸边，他的头仿佛从身体上搬了家，那肉肉的小爪子牵着他的手指，无知地挠着他的五脏肺腑，扯着他的肠子，他觉不出疼痛，只是没法站稳了，没心力呼气了。我的祖父元生是个孤儿，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爹死的时候的难过，这一刻，看着血水里连着脐带，皱巴着五官，两只瘦小的爪子友好地合在胸前的死婴，他的骨肉——元生明白了，父亲死亡的那一种疼痛，隔着二十年的时光，将他覆盖。

他孱弱的心灵还生出一种幻觉：不活也好，不活就用不着挣命活了，不必逃难了，不必挨刺刀了，不必口朝黄土背朝天了——不活也就不吃苦了，埋在土里多舒展，多自在！谁说死亡不是一场盛大的聚会而生存只是苦难的放逐呢？

元生终于把自己劝还阳了，他握了一只长长的竹竿，远远低伸到血水湖中，碰碰我的祖母菊，血波涌荡里，一角衣服勾上了竹竿的嫩枝，元生往回一拉，漂上来的是一个老头，他面朝下，腰里扎着一根布带，光溜溜的头颅上被枪子打出一个窟窿。他认出那个老头，他捆着一根裤腰带，忙忙碌碌地在禾坪上走来走去，手里不是牵一头牛，就是推着一辆鸡公车。后来他又拉上来一个叽叽喳喳的妇女，不过这时候她大张着眼睛却说不出话来了，元生想起她怀揣着一把瓢，喋喋不休在台上走进走出的样子，要是她没有死的话，她就会烟熏火燎地烧饭，呼唤孩子，在薅草的田头，高着嗓门对田野里的人们呼啸地攀谈：“差点吓死我啦！天杀的日本鬼子，何事这么狠毒呢？”可惜她死了，往后听不见她聒噪了。

天大亮了，湖边开始哭号，村庄也开始哭号，此起彼伏的。元生一瘸一瘸地背着菊子，往硝烟四起的家的方向走去。他一路走一路担心，房子是不是又被烧掉了。毫无知觉的产妇俯在他的背上，而后，她苏醒了，意识在瞬间恢复，她腾出双手去抚自己的腹部，觉出坠痛万分，空落万分。她惊叫起来：“我的伢呢？我的伢儿呢？”随即，她尖叫着，恸哭起来，头撞着元生的脖子：“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元生一声不吭地背着她，任由她像一条鲜活的鱼一样在背上跳腾，只是往家走着。

我的祖母菊跳腾了好几下，就晕头晕脑地没有力气了。她大颗大颗的泪珠打落在元生的光头上，滑落在他的脖颈上，声音瞬间嘶哑而苍老，她用这样苍老的嗓音问道：“元生，伢儿生在哪里了？”

“还泡在水里。我听到他哭了两声，就没声音了。”

我的祖母的眼泪像湖里的血水一样地，从她的心里往外源源地淌。

快到家的时候，菊子想起爹娘还藏在地洞里，就想要收敛她的眼泪。她说：“元生，你去把伢儿捞起来，埋到祖坟上。”

“嗯，用锄头刨个坑就够了。”

“没有棺材，就把它用一片荷叶包起来罢。”

“用荷叶包了没有呢？”很多年后的我，坐在灶门口，望着在锅台前的祖母，瞠目结舌地听着这个故事，不断地问道：“一片荷叶到底够不够包好一个伢儿呢？”

祖母菊眯缝着眼睛，叹息着：“不记得了。”

“他要是长大成人，如今也快五十几岁了。”祖母怅惘而深情地说。

我一想到那些一身烟草味道，呲着黄牙、双手粗大、劳苦的半老男人们，顿时就乏味了，说：“那还是不要成人的好。”

这都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些会说日本话的喜鹊，早就老死在冬天的荒野上了。

后头的这些喜鹊听不懂它们说的是不是日本话。它们做下这卑鄙的勾当，实在是理论不清的。

太久的岁月是一口陈酿的酱缸，讲不清了的，不是吗？@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