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谢姬拉和卡鲁都很幸运能上学。由于我和古杜的离开，母亲才有办法让他们接受教育。谢姬拉成为学校教师，能说能写北印度语和乌尔都语（但不会英语）。

谢姬拉告诉我，前一天接到母亲电话时她还不相信，觉得肯定是诈骗集团或有人在开玩笑。但我母亲语气坚定，尤其是母亲提起印有我童年照片的纸张，这才说服了她。她感谢上帝赐予的奇迹，连忙搭火车回家相聚。

她说一看到我，当场像是“迷失在时光中”，瞬间回到我照顾她的那些日子。她当下就认出我来了。

卡鲁则小有成就。他现在是工厂经理，还兼差当校车司机补贴收入。

相隔一代，我家人的职业从石头搬运工变成教师和经理。对于失去小孩的家庭来说，因为失去小孩才换来其他孩子脱离贫穷的机会，这种结果算是悲喜参半。

但对卡鲁而言，命运并未因此顺遂。我和古杜的离开对卡鲁人生所造成的影响，为此我深深感到难过。卡鲁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

尽管在我离开之后他就有机会上学，他也为了学习开车而提早辍学，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来养活母亲和谢姬拉。但他不曾摆脱失去手足的痛苦，最后也导致他决定离开加尼什塔莱和坎德瓦，选择搬到布尔汉普尔居住。

他告诉我，他不时会质疑自己的印度教信仰，但他也相信诸佛菩萨终有一天会还他一个公道，也就是让我回来。我的归来深深影响了他——或许这代表他心中长期的伤痛终于得以疗愈，也有人一起分担重担了。

我们也聊起在我离开后家中的许多困境。谢姬拉甚至坦承她很害怕送小孩上学，担心有一天小孩从此回不来；但也有充满欢笑的时光。让我感到最不解的，莫过于发现自己受洗时的名字原来是“斯鲁”（Sheru），北印度语的意思是“狮子”。原来从我走失后就一直念错自己的名字，而现在我永远都叫萨鲁了。

＊＊＊

在加尼什塔莱让我回忆起许多事情，跟家人聊天时想起更多。当年有许多事情都因为年纪太小而无法理解，我在接下来几天所得知的事情，有助于填满童年记忆的缺口──其实这也是数百万人口小镇上、印度寻常人家的故事。我也进一步了解生母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她面对困境的坚强与韧性更令我佩服。

母亲的娘家在印度种姓制度下属于拉杰普特人战士阶层，她的父亲曾是警察。母亲的名字源自于印度教的创造女神卡姆拉，我记忆中的她非常美丽，尽管经过多年辛劳、甚至是心碎的时光，至今依然美丽如昔。

我父亲的身材比她矮小，有着宽胸与方脸，年轻时头发便已斑驳，总是一身伊斯兰教白衣，是一名建筑承包商。他二十四岁时，便与我十八岁的母亲结婚。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当年很少见到父亲。在我大约三岁、古杜九岁、卡鲁六岁，而母亲还怀着谢姬拉时，父亲宣布要娶另一名妻子，身为伊斯兰教徒这是合法的；而且他要离开我们，搬去跟新婚妻子同住。父亲宣布再婚前，母亲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父亲是在工地认识新妻子，当时她是一名劳工，也是用头顶着砖块、石头穿梭在工地里。父亲就住在镇外，母亲有时还会在他居住的地方见到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对此感到嫉妒，总想办法把母亲赶走，而母亲也深信是这个女人不让父亲见我们。在我的记忆中，我不记得父亲曾到家里看过我们。

虽然在伊斯兰法律规定下，被丈夫遗弃的她可以寻求离婚，但母亲没有这么做。尽管从此不再与父亲同居，父亲也不曾养家，在名义上，她依然是父亲的妻子。

母亲的生活深受这一切所影响，她形容最痛苦的时候，生活犹如惨遭飓风横扫撕裂。有时她感到茫然迷惘，不知道天际的终点在哪里，而土地又是从何而起。她甚至想要寻死…………

于是她决定带我们搬到加尼什塔莱的伊斯兰教区，当时就住在目前废弃的房屋里。她觉得原生的印度教家庭不会再接受她，而尽管遭遇如此，伊斯兰教团体依然会支持她。我猜想她当年也考虑到，周遭的繁荣环境比较适合孩子成长。我发现此地的宗教隔阖比记忆中淡化许多，现在已经没有明显区别了。

虽然搬到伊斯兰教区居住，母亲并未正式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一直到我失踪后，母亲才加入伊斯兰教，但并未像其他来访的女性友人一样蒙着脸。

我不记得小时候有接受任何宗教的教条规范，不过我倒是三不五时会到当地由巴巴所管理的清真寺玩耍。记得有一天，有人要我不能再跟朋友们玩耍，因为他们都是印度教徒，我得去找新的伊斯兰教徒朋友。

伊斯兰教在我成长过程中产生最大的影响──割礼，并不是一次好的记忆。我不知道为什么即便我没有改变宗教信仰，还是得忍受这件事情。或许母亲认为遵循某些当地文化有助于维持良好关系，也或许有人告诉她，这是住在当地必须要遵循的事情。不管原因为何，当初割包皮的过程完全没有施打麻醉药，也难怪这件事会成为我记忆中最早的清晰回忆。

当时我跟一群小朋友在外头玩耍，有个男孩来找我，要我马上回家。我一到家就发现一群人聚在家中，包括巴巴在内，他说有一件重要事情即将发生。母亲要我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接着有几个我认得、住在附近的男子带我进入楼上的房间，房内中央有一个大陶盆，他们要我脱掉短裤、坐在盆上。其中两个人抓住我的手臂，另一个男子站在我后方用双手固定我的头部，其他两名男子则将我的身体牢牢压在盆上。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静，直到另一名手持刀片的男子走进来。那名男子熟练地在我身上下刀时，我放声大哭，其他人连忙压住我。当下非常痛，但很快就过去了。他帮我包扎伤口，母亲则让我躺在床上休息。几分钟后，换卡鲁上楼，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但古杜没有上楼，或许他之前已经做过了。

当晚邻居举行派对，又是大餐又是唱歌，但我和卡鲁只能静静坐在屋顶听着底下的欢乐声。我们有好几天不能出门，在复原期间被迫禁食，而且只能穿上衣，不能穿裤子。（未完，待续）

——节录自《漫漫归途》／商周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