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时,我的养父母从印度领养了第二个小孩。我非常开心能有兄弟。事实上,我在印度最想念的人是小妹。在耶诞节人家问我最想要什么,我通常会说:“我想要跟谢姬拉在一起。”
我当然也非常想念亲生母亲,但打从一开始,我的新妈妈就扮演着非常棒的母亲角色,加上有爸爸在身边更让我备感开心。他们无法取代离开生母的遗憾,但也尽力弭平我的失落感。我生命中真正缺席的人——尤其是对某个没有父母在身旁陪伴、长期独自在家的小孩而言——就是兄弟或姊妹。
谢姬拉是我特别的责任。她是家里与我关系最紧密、也是我最牵挂的人——母亲记得我小时候常因为没有好好照顾妹妹而有罪恶感。或许我最无法释怀的,就是与古杜一起离开的那天晚上。
爸妈首次申请领养小孩时,并未填写性别或其他要求限制。只要是需要一个家的孩子,他们就乐于接受——所以他们才得到我。因此第二次申请领养时,他们也作出相同决定;我们家的新成员可能是个小女孩,也可能是年纪比我大的孩子,而最后的结果是我有了一个小弟弟:马拓希。
我不在乎新成员是不是一个妹妹,光想到家里多了一个孩子陪我玩,这样就够了。而且,如果他跟我一样安静害羞,我想我应该可以帮助他适应新生活。他就是我要帮忙照顾的对象。
但马拓希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天生的差异性,另一部分则是我们在印度的遭遇大不相同。人们愿意从国外领养小孩其实是非常勇敢的,因为这些孩子的背景往往非常复杂,过去各种不同的苦难也为适应新生活增添几分难度,新家人之间甚至难以了解彼此,更别说提供协助。
由于马拓希十分吵闹且不听话,我一开始只能选择沉默与保留态度。相较于想讨人欢心的我,他选择了叛逆。
马拓希谜样的背景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他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正式接受教育,也无法说清楚他到底是何时在哪里出生。他来到澳洲时已经九岁,身上也没有出生证明、医疗证明或其他任何官方文件能说明他的来历。
我们选择十一月三十日做为他的生日,因为那是他踏上澳洲的第一天。他跟我一样像是凭空降落到这个世界上,但他很幸运可以降落在荷伯特的布莱尔利家。
关于马拓希,我们知道的故事是:他出生在加尔各答附近,是说孟加拉语长大的。他的母亲抛下他、自己从暴力家庭中逃走,他则被送去与身体虚弱的祖母同住。但祖母照顾自己都有困难,更何况要养另一个小男孩,因此她便将马拓希交给国家,最后跟我一样由ISSA——索德太太的领养机构——接手照顾。
受限于法律规定,一个孤儿只能在一间ISSA机构住两个月,在此期间会想办法帮他们回归原生家庭或是安排接受领养。索德太太很高兴能将他安排给布莱尔利夫妇,如此一来,我们就是兄弟了。
但马拓希对于如此顺利的领养手续并不开心,因为他是有父母的。虽然不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母亲下落不明,父亲不想要他——所以他要符合领养资格也是困难重重。两个月的时间一到,他又被转回去利卢阿之家——我之前也待过的青少年收容中心——而ISSA也努力争取让我们家能顺利收养他。
在利卢阿之家时,马拓希就没有我幸运了。他在那里受到虐待与性侵,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以前也曾被自己的叔叔侵犯过。
经过两年繁琐复杂的法律程序,他明显也被自己的遭遇吓坏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的英文比我好,这也有助于他习惯澳洲的新生活。马拓希的事情暴露出官僚领养制度所造成的伤害。我后来得知他的遭遇时,忍不住回想起我在利卢阿之家的那些夜晚,发生在我兄弟身上的事情,其实也很容易就发生在我身上。
补缀迷失的童年时光
隔天一早,卡鲁骑车到饭店接我前往母亲的住处。母亲热情欢迎我的神情与昨天一模一样,或许她真的不敢相信我会回来吧。
到饭店接我之前,卡鲁已经先将妻子和儿女送回母亲家。他为我介绍他的家人──神奇的是,这四个人是从布尔汉普尔乘坐同一辆摩托车过来。
我前一天得知谢姬拉有两个儿子,我很高兴自己当了舅舅;此刻也很开心见到侄女和侄儿。
相聚过程中,我们一度安静喝茶、相视微笑;但没多久又跟昨天一样,在雪莉尔与其他人帮忙翻译下道出这些年发生的故事,并与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招呼。接下来四天都是如此。不久后,谢姬拉也带着丈夫与小孩回来。她家位于东北方一百公里远的哈尔达,车程约须两个钟头。
家人无可避免地问起我的妻子与小孩。听到我还没结婚生子,他们感到非常讶异。我想,如果我是在印度成长,这个年纪的确应该成家了。但他们似乎也很高兴听到我有女朋友,虽然我不确定母亲是否了解女朋友的概念。
到了第二天,当地的新闻媒体听说走失多年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无预警地出现在加尼什塔莱街头。地方媒体与国家媒体一同出现,电视台摄影机在我家门前一字排开。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大部分都是透过翻译,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故事。讲到最后,我都快觉得这是别人的故事了。
媒体的高度兴趣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归来会引起骚动,也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增加了情绪负担,但我也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有十多亿人口,街上经常出现没人看顾的小孩跑来跑去,这可说是一种非常混乱、甚至恶劣的环境。不过在加尼什塔莱──其实应该是整个国家──人人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因为经过多年分隔,有个走失的孩子竟然能再度找到家人。
来探看我的人越来越多,原本单纯的家庭团聚俨然变成社会大事,大街小巷都能听见音乐声、看到群众跳舞庆祝。我的回来似乎也激励了周围的人,证明即便人生中有再多苦难,这也不代表一切。有些时候,奇迹会发生的。
我们这一家人似乎都善于压抑,总要等到别无选择才会释放满溢的情绪。一家人终于独处的时间大部分都在拭泪,有开心的泪水,也有为了错过相处时光的悲伤。我现在已经三十岁,卡鲁三十三岁,谢姬拉二十七岁。上一次我见到谢姬拉时,她还是需要我照顾的小婴儿,现在却已经是两个可爱小孩的母亲了。
我想到一件事,连忙从壁炉中抓起一块木炭给她看。她笑了,因为她小时候很爱木炭。记得她一、两岁时,可能是因为太饿了,我有时会发现她在吃木炭,整张脸都被木炭涂黑。(木炭后来对她的消化系统产生严重影响,我们还带她去找一个拥有特别知识、知道该如何治疗她的妇人,幸好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现在我们会为此大笑,也说明我们距离那些日子有多远了。(未完,待续)
——节录自《漫漫归途》/商周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