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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过后，我们还得搭短程飞机飞往荷伯特，那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旅馆或机场外看到新家乡外面的世界。对于以往只看过地球上最拥挤、最脏乱地区的双眼，眼前的景象是如此空旷、如此干净——街道、建筑、甚至汽车都是如此。放眼望去，没有人跟我一样是深色皮肤，但其实根本也很难见到什么人。这里几乎只能用空无一人来形容。

就在我们开车穿越陌生的乡村、进入荷伯特的郊区后，我看到满是闪闪发亮、犹如宫殿般的地区，也看到我的新家。

我看到跟红色书本里一模一样的房屋，但现场看起来更宏伟、更震撼。家里只有三个人，却有四间房间，每间房间都很宽敞明亮且整齐清洁。客厅里铺有地毯，还有舒服的长椅沙发和我见过最大台的电视机，有大浴缸的浴室，以及厨房里装满食物的橱柜。至于冰箱——我喜欢站在冰箱前感受拉开冰箱门时散放出来的冷空气。

最棒的是我的房间——我从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我在印度住过的两间房子都只有单间房，而在那之后，我都得跟其他孩子同处一室。但我不记得会害怕自己睡觉——或许我已经习惯睡在街头。可是我很怕黑，因此需要打开房门，并且确保走廊亮灯。

我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床头上贴有一张大型印度地图，还有新衣服让我在凉爽的塔斯马尼亚气候中得以保暖，地上有一箱箱的图片故事书与玩具。我好一阵子后才意识到这些都是我的——全部都是，而且我高兴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其实我还有点不安，可能害怕早晚会有其他的大孩子来跟我抢。我也花了好一段时间才习惯自己能拥有东西。

不过，在新爸妈的教导下，我轻松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说我适应得很好。一开始我们先吃印度食物，妈妈后来才渐渐让我接受澳洲饮食。这两者之间除了味道外，还有其他差异：妈妈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她把一块红肉放进冰箱里，我冲上前哭着对她说：“牛！牛！”

对于一个在印度教教条下成长的孩子，屠杀神圣的动物是一项禁忌。妈妈一度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她很快就笑着说：“不，那是牛肉。”显然换了个字眼就让我安心许多。最后，我开心地吃着眼前丰盛的食物，也克服了味道与文化的障碍。

我迅速受到澳洲户外生活的吸引。在印度时，我居住的地方不是乡镇就是城市，虽然可以自由闲逛，但怎么也无法摆脱周围的建筑、马路与人群。而在荷伯特，我的父母非常活跃，常带我去打高尔夫球、赏鸟与划船。父亲经常用双体船载我出海，也让我深深爱上水上活动，最后也学会游泳。光是看到海平面就足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印度各地都处于发展状态，放眼望去只有令人窒息的高楼大厦，让人仿佛身处在巨大的迷宫里。有些人觉得繁忙的城市充满活力与刺激，但如果你是在那繁忙的都市中乞讨或需要他人停下脚步来听你说话时，你就会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因此，在我习惯荷伯特的生活步调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更能让人安心。

我们住在塔米尔区（Tranmere）的外围，与荷伯特中心区隔河相望。抵达约一个月后，我开始在隔壁的霍瓦区（Howrah）上学。几年后我才发现，这世界上充满不可思议的巧合。在我飞往澳洲的前一、两个月，我也曾在加尔各答中的霍瓦区谋生路，这也是该城市最大的火车站站名与最有名的桥梁名字。

荷伯特的霍瓦区则是海边郊区，有学校、运动俱乐部和一间大型购物商场。这是一八三○年代由一名在西孟加拉邦首都服役的英国军官所命名，他在荷伯特生活后，发现两地山丘与河流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就算曾经有相似之处，现在也早已不复存在。

我喜欢上学。但印度没有免费教育，如果我没有来到塔司马尼亚的霍瓦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跟澳洲其他地方一样，此地深具盎格鲁撒克逊的风格，不过也有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小孩，而我跟其他两个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学生还得额外多上英文课。

虽然我已经习惯身边的肤色与文化差异，但跟其他人的感觉一样，我的存在其实很突兀，尤其我有一对白人父母。其他的孩子谈起自己的家庭时，会说他们是怎么从其他国家或是从墨尔本过来，他们也会问我从哪里来，但我只能回答“我来自印度”。即便我给出答案，其他小孩依然很好奇，想知道我为什么会与白人家庭一起生活。

妈妈为此多次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和亲师座谈会，告诉其他人关于我被领养的缘由。我的同学们也满意地接受答案，之后就没再多问。

我不记得自己曾在学校里受到种族歧视，但妈妈却说其实是有的，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或许这也是从头开始学习当地语言的好处。有一次我问妈妈：“‘黑鬼’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让她很难过。还有一次，我们排队登记参加一项运动队伍，爸爸听到前面一名妇人说：“我不想和那个黑小子同一队。”

我无意淡化这些言语背后的意义，但相较于我听过其他非英裔白人的经历，我觉得自己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也觉得我的成长之路并未受到任何种族歧视的伤害。

但对爸妈来说，感觉可能大不相同。我听说当地专门筹办晚宴与舞会的印度文化协会是以负面眼光看待我们家。那是荷伯特当地的大型印度团体，成员来自斐济、南非和印度本国，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参加协会举办的活动，也乐在其中。但爸妈注意到旁人经常以狐疑的眼神观察我们，并认为让白人从印度领养印度小孩是件错误的行为。

不用说，我对此根本不以为意。

我们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是澳洲跨国孩童援助协会（ASIAC），这个组织专门协助领养海外儿童。妈妈非常积极帮助其他澳洲家庭应付不断改变的领养手续，以及当事人所要面对的挑战。透过该组织，我遇见了其他飘洋过海来到澳洲、住在多人种家庭的小孩。妈妈告诉我，我们第一次参加ASIAC野餐时，我看起来有点意外——可能是有点失落——因为发现原来我不是在荷伯特“唯一特别”的孩子。

尽管有这些难堪的经验，我还是交到了新朋友，其中一个是印度男孩拉维，他跟他的新家庭住在朗瑟士敦，刚开始的前几年，我们两家人还时常来往。

ASIAC也帮我联系上其他同样来自那瓦济凡之家的孩子。我最要好的朋友阿萨拉是跟着新家庭住在维多利亚省的温奇尔西河边，我们两家人也一直透过电话保持联系。在我抵达澳洲一年后，我们所有人选在墨尔本聚会，还有其他两个被领养到澳洲的小孩阿布杜和穆沙也一同加入，大家一起到动物园玩。

我很开心见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忙着比较各自的新生活，也拿之前在孤儿院的日子做比较，虽然孤儿院不算太糟，但我想我们没人愿意再回到那里。在我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快乐。

同一年的下半年，索德太太也出现在荷伯特，陪另一名被领养的孩童阿撒过来，我记得在孤儿院见过他。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索德太太——她一直都很照顾我们，是我在印度走失期间遇见过最友善、最值得信任的人。

我想，她肯定很高兴看到她所帮助的孩子们能在新环境中展开新生活。索德太太经手处理过许多悲剧，但我相信她所得到的回报也是无量的。有些被领养的人可能不知道这过程有多辛苦，但索德太太在澳洲见到她帮助过的孩童与新家庭，肯定能让她带着满满的动力回到工作岗位。（未完，待续）

——节录自《漫漫归途》／商周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