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的滥觞：编织时代的歌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曲，每个时代的人们唱着他们时代的歌。那时代、这时代，一首又一首，一阙又一阙，一曲又一曲，人间所吟、所歌，唱出时代风貌的人心与情感；一代又一代留音于词的民歌，以时空的经纬织出风格独孕的时代纹样与质地。

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黎锦晖在1927年发表的〈毛毛雨〉，起源于中国传统民间曲艺，而非移植自西方。另一首黎锦晖在1930年代前创作的颇有盛名的〈桃花江〉也是取用了中国民间曲艺的元素创了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风格。黎锦晖致力于推展国语运动，他从小就爱好民间曲艺，也努力研究收集，他运用了中国民间歌谣、民族曲艺的元素创作歌曲以推展国语运动、并且在国内外巡回展演，无心插柳成荫，也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开路先锋。

在黎锦晖发表〈毛毛雨〉之后，中国流行歌曲的号角从上海发声。上海是从黄浦岸边发展起来的国际都市，1930、1940年代，大都会夜上海人称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大都会的小巷中，小老百姓追求新奇时髦，亦步亦趋。随着上海的发展，大量生产、国际贸易改变了传统自给自足的农工社会；国际都市与外国的频繁往来与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也带来了迥异于传统中国之文化杂呈现象。在时代剧变之下，加上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的影响力，书写的语言表现和往昔的文言文学也大异其趣。

西风东渐，当时电影是时髦的代名词，而随着电影而创作的主题曲和插曲，赋予电影鲜活映像、深刻电影故事，也带给人温暖、愉悦的慰藉，普遍传入大街小巷，好像有宋一代柳永词的风靡，弄堂弯处，皆能歌电影曲词，有的甚至还让今人琅琅上口，却不知道那歌曲是从那时代流转至今。

歌曲为新兴电影代言

前端的国际都市、战时的特殊“孤岛”（注1）上海成了中国流行歌曲的大歌坊和发声地。当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国难日深的三十年代，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成了孤立一隅的战时“孤岛”，不幸的租界命运也使得上海在战时得到四年（1937年11月－1941年12年）“庇护”。孙蕤提到抗战爆发时流行音乐的样貌，说道：

1937年抗战开始后，许多人为躲避日寇纷纷逃到上海，因为这里有欧美各国的租界，日本人上不敢任意而为。这些人需要文化生活，于是后来在被日本人包围的孤岛上海，流行音乐和电影都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加上从前一阶段出现的歌星、作曲家在艺术上均已成熟，所以在此时就形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中国，忧患；上海，繁华。中国人也藉由“孤岛”的特殊条件，透过文学、歌曲、电影、歌舞剧、话剧等等展开各种抗日活动。那时代时髦的电影事业也在上海火热兴起，歌曲也为电影代言。伴随着当时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谱写出二十世纪1930、194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成了时代新曲，民间音乐深入平民的生活，在遍地灾难的时代有如春雨润物，深得人心，这也展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章。

电影时代开幕，搭配电影剧情需要的电影歌曲也应运而生。1930年3月联华影业公司拍摄默片电影《野草闲花》，当时人物的对话是以银幕边上的字幕来表白，电影公司尝试给影片配上音乐和插曲，成为“无声对白配音歌唱片”，且作了插曲〈寻兄词〉，此歌一出，电影歌曲走到有声电影的最前线。

1930年代初期，很快地上海搭上新兴的电影工业列车，具备有声电影的制作能力。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明星影业出品，张石川导演，胡蝶、王献斋主演）在1931年3月推出，电影结合歌曲就成了共生的关系，相得益彰，声影披靡。电影运用了流行歌曲的吸引力，增强感染力，提高上座率，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手法。

1930年代，新兴的电影媒体挟带声色俱全的优势以及电影明星的魅力，很快地风行于城市中。1933年当年《明星日报》主办了评选中国第一届电影皇后的活动，胡蝶当选了，营造了茶余饭后话题，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的宠儿，时髦的风尚。当年电影推出的速度非常快，人间爱情故事是常见的主题，抗战背景常常寄寓爱国心，一部电影中主题曲加上插曲有好几首，甚至十几首歌，电影音乐也成为都市常民耳熟能详的流行乐音，时代的苦难、人心的忧惧也在歌舞的愉悦中找到抒发。当时电影中之主题歌或插曲，每每成为上海流行歌曲的强棒，从而，歌词成为街头巷尾小市民朗朗上口的词章。到了1940年代，中国流行歌曲大多配合电影影片推出，成就了第一个高峰。

注1：上海“孤岛”时期，指的是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因上海市中心为公共租界中区、西区（时因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工部局已无力管辖，但不算做沦陷区）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能进入，因而形成四周都为沦陷区所包围，故形似“孤岛”。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在此期间，由于公共租界中区、西区以及法租界进入大量资本和人口，所以形成了一段被史学家称为“畸形繁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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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