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者必须有德，这个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人曾说：“将者不可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首也。”所谓德，包含有许多方面，而心胸宽广，雅量待下，从善如流，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三国时期蜀汉大臣蒋琬，以恩德治天下，团结众心，堪称后人学习的楷模。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三国时蜀汉的重要军政大员，早年随从刘备入蜀，历任各级官吏，最后官至大司马。他和费袆等人“咸承诸葛亮之成规，遵循而不违，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睦”。他为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后，依然保持相当时间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证明，当年诸葛亮对他的器重——说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称赞其“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是完全正确的；诸葛亮荐举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臣若不幸（指死后），后事宜以付琬”，也是颇具远见的。

蒋琬能够临危受命，稳定蜀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他治军驭众有术，而他治军驭众之得宜，则缘于其为人虚怀若谷，雅量待人，故而能使属下效忠听命，戮力同心。蒋琬的雅量待下的事迹，《三国志》中，有很多的记载，如街亭之战后，在追究战败责任问题上，他曾向诸葛亮建议：宽恕马谡。此举虽不尽妥当，但的确反映了蒋琬爱惜将才、宽以待人的风范情操。

蒋琬恩德待下，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在他主持蜀汉军政大事后，对待部下个别人非议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当时，有位名叫杨敏的督农官，曾在背后散布流言诋毁蒋琬。说他是“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被别人反映到蒋琬那里。听到这种言论，若换了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必定会暴跳如雷，对讲话人严加惩罚。当时许多官吏，也替蒋琬感到愤愤不平，纷纷请求“推治”狂妄自大的杨敏。然而，蒋琬本人却并不把此事往心里去，只是诚恳地说了一句：“吾实不如前人！”反对惩办杨敏：“无可推也。”那些主张惩办杨敏的官吏听了这话，只好作罢。可是他们心里依然有些不大明白：为什么主公承认自己昏聩无能呢？于是便“乞问其愦愦之状”。蒋琬就微笑着，作了一番解释：“与逝世的诸葛丞相相比，我自然差得远了。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因此，杨敏后来，对自己的统帅（蒋琬）更平添了几分尊敬。过了许久，杨敏“坐事系狱”，其他人都担心他会被处死。可是，蒋琬对他的错误，却不同意深究，使杨敏得免重罪。由此可见，蒋琬之宽恕杨敏，并非矫揉造作，沽名钓誉，而是他宽以待人的品德的真实表现。

当然，蒋琬恩德治下，并不意味着他是个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史称其“方整有威重”，说明他在治军大事上，是坚持原则的，也是颇有成效的。蒋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自以为是，容忍不得提出反对意见的行为。

“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一个人受到的奖、惩，同他的德行大体是相符的。但不符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是因为一个人为他人所了解、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被人误解。再就是古往今来，任何时候，社会上都会有邪恶的势力，“身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正直有为的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评价或诽谤。这就需要人们正确对待，保持清醒的头脑。

那么，怎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呢？

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回答是：“不以誉喜，不以毁怒。”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努力使自己提高、向上。“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毁誉生于外者，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大家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蔽日，如何损得日之光明？若自己是个像恭色庄、不坚不介者，纵然没有一个人说他，他的恶行，终有一日发露。”正因为如此，古代有修养的人，常把毁誉之来，当做切磋砥砺之地。“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正确）矣；若无，则彼言过矣。当则无怨于彼，守则无害于身。”所以人们不必要因为别人的毁誉而凄凄惶惶。“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宠辱不惊，虚怀大度，就不会为外界的毁誉所干扰。这里归根结底，还是个对待荣辱名利的问题。古贤云：“胸怀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如果一个人把功名看得淡；对荣辱毁誉，就不会看得那么重。如此而已。”

（事据陈寿《三国志》）@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