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6年10月02日讯】57反右运动和文革，这两场针对文化和文化人的运动，致使那些忧国忧民的中国文化菁英，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被打断脊梁。中共无神论的党文化，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几乎摧毁殆尽。
57年反右中，学院领导对父亲说：“老管，你写字又好又快，负责记录。”父亲只需低头记录别人的话，不用说自己的话。因此，他躲过了一劫，没被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很多同事、朋友、熟人都成了右派。
“木乃伊”朋友 右派严老师
严老师和父亲是莫逆之交。他出狱后，和父亲有张侧身合影。两张脸庞同样消瘦，太阳穴是坑，腮帮是坑，喉结超大。相片底下父亲写了仨字：木乃伊。看了二人多封书信，才理解图说“木乃伊”，不仅在自嘲相貌，也在寓意心灵：他们在中共独裁政权下，心已死，犹如“木乃伊”。
严老师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57年他被大成了右派，被判刑20年入狱。
严太太和他离婚后，带着儿子改嫁，与第二个丈夫又有了两个女儿。似乎是命运捉弄人。20年后，当严老师拖着一身病痛从监狱出来时，严太太的后任丈夫去世了，这促成了他们的复婚。
严老师说他在监狱里又读了一遍二十四史，对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了，很多不解释然了。为了儿孙有个名分上的归属，他同意了复婚。但是，可以上门一起吃饭，而坚决不在妻子家过夜。
严太太是英文老师。她时常用手绢捂着鼻子，红着眼圈敲我家的房门。当我打开门，请她进来时，她却从不跟我说话，甚至都不看着我，直视父亲房间而去。只见房门被轻轻推上，但仍能听见她嘤嘤的哭泣声和父亲轻轻的劝慰声。
她不看我一眼，不说一句话，在街上碰到我，也装作不认识。我想，她一定是为当初和严老师离婚这件事，感到颜面尽失，而抬不起头来？
复婚后，严太太对丈夫特别好。但是严老师就是不原谅她。学校分房子，严老师可以要大房子，他非要一人住的小房子，怎么劝也不听。
严老师死于肺癌。他住医院时，严太太每天跑医院，给丈夫送饭，端屎端尿。但是直到他闭眼，也没原谅她。
父亲提过他们，说二人当初门当户对，情投意合，美满婚姻，完全是被一场无中生有的政治运动毁了。俩人骨子里都很清高，严老师更传统一些，但是，他太苛求了，拿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寒窑之苦比，不现实啊！严太太自己出身不好，再背一个“政治犯”家属，带着“狗崽子”，背井离乡在石家庄，比王宝钏难啊！
“我们一家人和你划清界限了！”
家属大院里有个女党员，反右时表现积极。她丈夫是外单位的一个工程师，突然被划为右派了。她生第四个孩子时，丈夫被看管交代问题。一个星期后，丈夫被放出来。他听说妻子生了个男孩，喜出望外。他家辈辈单传，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当他回到家，走进母子房间时，只见妻子，迅速拿起床头一张报纸，挡住了婴儿的脸，对他说：“我们一家人和你划清界限了！”
丈夫先是一愣，待醒过味儿来，转身出去了。夜里，他们的二女儿上厕所推开门，看见爸爸吊死在水管上了。
廖阿姨和混血儿
廖阿姨是父母在石家庄的北京朋友。廖阿姨年轻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个德籍老师经常去馆里看书借书，两个人年龄相当情趣相投，日久生情，随后结婚生子。
但好景不长，二战结束了，做为战败国的国民，廖阿姨的德国丈夫被限期离开中国，真可谓棒打鸳鸯不散也得散。生离死别，天各一方。
德国夫君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是廖阿姨和儿子诺诺的苦难正慢慢降临。
北京“解放”后，廖阿姨因涉外婚姻被轰出北京，在石家庄遇到父亲他们那批被逐出北京的“敌对分子”，他们同是天涯伦落人。父亲说过，“她比我们更难，她还拖个混血的孩子”。
由此，廖阿姨也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五七年反右后，我父母结识了一位未婚的右派曹叔叔，便把他和廖阿姨撮合在一起。因男方是右派，夫妻双双被下放到比石家庄更低一级的邯郸去了。临别父母亲对他俩说：你们是一棵藤上的一对苦瓜，互相珍惜，相依为命吧。
廖阿姨和前夫德国人生的儿子诺诺，从小患有先天小儿麻癖症，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跟在母亲身后。二十年后，和父亲再相遇时，廖阿姨说到儿子诺诺。
可想而知，诺诺比别的“狗崽子”更受欺凌。他长着混血儿的脸，又拖着一条残疾的腿，这就已经注定了诺诺在这个国度里的悲苦命运。儿子受苦，母亲更是苦不堪言，她时时在承受着儿子从肉体到心灵上的痛苦。
那些年里，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没有上大学、当兵、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机会。不能在国营大企业工作，只能去工资待遇低的集体小厂就业。我们尚且如此，诺诺不及我们这样的二等公民，他在这个国家里什么权利都没有，想找份糊口谋生的工作都不行。招聘单位，一看他档案，就皱着眉头合上了。也难怪，那时候，“混血儿”被人辱骂为“杂种”，和外国人有染的母亲有“里通外国”嫌疑。所以诺诺二十多岁了还靠家里养着，不给他自食其力的机会。
终于有一个单位肯要他了，废品回收公司。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捡破烂”的活，一个又脏又累、没人爱去的地方，还是个临时工。对诺诺来讲，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能减轻母亲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诺诺勤勤恳恳，不怕脏不怕累，博得废品回收公司上上下下好评。他每天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自己的活干完了干别人的活。人前人后都一样的表现。诺诺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尤其感动了公司里的一个人——公司领导，他简直不相信，在中国大锅饭体制下，竟然还有诺诺这样自觉自愿实干苦干的人？！他升迁时带走了诺诺。从此，诺诺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诺诺调到新单位后依旧兢兢业业。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残疾人，先当了区劳模，又当了省劳模。每次诺诺到省城开会，他都会奉母亲之命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很少如此地夸赞一个人：“诺诺人性好，人品好。”
我认识很多当年的“狗崽子”，他们都曾有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在工作态度上往往也象诺诺一样忠于职守，因此被中共拉进了邪党。出身于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不离谱，尚有传统道德、良知善念。而他们不应该是中共脸上的脂粉，为中共脸上贴金。为后代的平安幸福，当年制造父辈苦难的历史不该遗忘。所以我常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扼腕痛惜。
意大利原装小提琴，让红卫兵一脚踩进音箱里
在一起玩耍长大的保康，他妈是教外文的。父亲说她上过两回大学，是马思聪的收门弟子。文革时，她的那把意大利原装小提琴，被抄家的红卫兵一脚踩进音箱里。这把琴是意大利著名工匠18XX年制作的原装真品。后来我女儿考音乐学院时，考官提到这位工匠和他制作的提琴，说现在全世界只剩52把了，而且与年递减。文革前一定比52把多，其中包括保康他妈那把。
儿子保康看着流泪的母亲说：“妈妈，我给您做一把！”后来，他真的用一块木头抠出了一把小提琴。母亲看着这把不出声的木头琴，流泪不止。
保康爸爸是省医科大学胸外科专家，改革开放后，去日本讲学时，通过日本朋友，买到了那把提琴的1：1制作图纸。从此，保康埋头做提琴。他做出了一把把真提琴，能出声。他选了一把满意的，邮寄给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小提琴制作大奖赛评委会。评委会每两年评比一次。他的提琴第一次参赛，人家取前12名，他是第13名。评委会来信，邀请他带琴亲自赴美参赛。
去美国？谈何容易！八零年代，还很少有因私护照。不是美国签证问题，而是中国政府不给公民护照。后来可以去香港了，还是不能去美国。他就每两年邮寄过去一把琴。大概是八零年代末，评委会终于给了他金奖的荣誉，并打来越洋电话祝贺。他太太告诉电话那头：“我先生是个失聪的人。”听电话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懂提琴的人都知道，提琴里面有个琴柱，提琴制作人都必须会调琴柱，调得差一点，音色会差很多。据说，失聪的人，听人说话都是重音儿，别说调琴了，所以令人震惊。
保康是因为小时发烧打链霉素导致的耳聋，属于中国特色的链霉素受害群体。家里发现孩子失聪，如五雷轰顶。母亲让儿子摸着自己脖颈的发声部位，看着口型，教他叫出“妈妈”的。
红卫兵抄家，把母亲的骨灰盒都打开了
我妈得了肺结核，62年在石家庄去世的。文革66年10月，我回家一开门，见爸爸坐在地板上。他人很瘦，膝盖高过肩头。平时很注重仪表，斯文儒雅的父亲。怎么成这样了？父亲一看是我，眼睛片后面的一双大眼流露出惊恐，低声说：“出去！出去！”我一看，满屋的红卫兵。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吓得我拉上房门就跑出去了。
那天发生了什么，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后来，八零年代，在街上碰到他一个学生对我说：“你知道吗？66年，抄你们家，学生把你妈的骨灰盒都打开了！”我没听父亲说过，回家问这事，他顿时老泪纵横，之后说了一句：“共产党踹寡妇门，掘绝户坟，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政权！”
地上的粉笔字留言
68年我14岁，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挨批斗。那时，我想下乡投奔农村亲戚，甚至不想活了，给自己设计过各种寻死的方式。有一天，校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对我说了三句话：“你爸爸来过了，你不要下乡，不会总这样的！”从那以后，班主任不再带领全班同学批斗我了。
68年学校老师都背着行李走。父亲回家没见到我，用粉笔在地上给我留言：我要去五七干校了。切记：1，不可以隆火。（怕我煤气中毒）2，不可以去大食堂吃饭。（怕有坏人欺负我）给我留了十五块钱，让我再向我哥要十五块。那时候，我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有三十块钱，美坏了，整天买猪蹄馒头吃。
但是，一连好几天，夜里老有人敲门。来人想干什么？家徒四壁，连书都没了，只一床被褥。脸盆里的水结着冰。我顶着被子，趴在枕头上，又冷又害怕，一直哆嗦到天明。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敲的门。
后来我哥回来了，夜里就不敲门了。父亲说，这是我不让你去大食堂吃饭的缘故，有人知道你一个人在家，是奔你来的。什么工宣队、军宣队，是流氓队。
父亲后来告诉了我，当初拦我下乡投奔亲戚的原因，“你是不知道深浅，要是去了，你现在就是二傻子媳妇，不嫁也得嫁！”
继母疯了
62年母亲病逝，后来父亲续弦了。本以为是农村小学教员的继母为人朴实，能多照顾我们，但我们之间不亲近，也不住在一起。这可能是缘分不够。
1967年11月份，我从北京躲避武斗回来，父亲接的我，放下行李对我说：我带你去省二院看看你妈。我问她怎么了？父亲说：她疯了。我吓的“啊”了一声，问怎么疯的？父亲说，学生准备斗她，给她糊了一个高帽子，她正好从办公室门口过看到那顶高帽子，还没看清罪名呢，一看见自己的名字就吓得疯了，整夜不睡觉，嘴里念念有词的在房间里走绺。
出事后，父亲不知道。是继母家的邻居打电话到父亲住的家属院找父亲。门卫接了电话不管叫父亲来听电话，因为父亲是黑帮份子。最后邻居急了说：“我们也只是邻居，他老婆疯了，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没人管！”这样门卫才通知父亲。
想去探望继母得向红卫兵请假。遭训斥后，约法三章，总算放行了。父亲先把妹妹托付给了邻居，每月付30元，然后带继母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门诊一看那个医生，父亲偷着乐了。见那名医生戴着一个大黑牌子，写着：打倒学术权威某某某。父亲马上低声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她，（指着继母）学生要斗她，把她吓疯了。拜托了，能让她住多长时间的医院，就让她住多长吧。”那个医生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不停的像鸡啄米一样的点头。果然，继母凭借医生的诊断证明和医嘱，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躲过了“红色风暴”。从此以后再也没回去教书，直到文革结束。
“那真是苍天有眼啊！”每当化险为夷时，父亲都说这句话。
父亲也差点儿疯了
1968年5月，红旗杂志有篇社论，标题是《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曾经在国民党政府谋过差事，但是对这个标题格外敏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暗自祈祷，这和我们没关系，但是心里就是不踏实。只知道父亲有历史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不清楚。很多事情父亲不和我们说，是怕我们承受不住压力，也怕我们不知深浅说出去再找麻烦。
针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运动来了，才知道他在剿共委员会干过，我心里害怕极了。那时已经不让父亲回家过夜了，但中午还可以回来看看我。有一天，我在食堂吃完饭回家，正捧着一本书在看。父亲回来了，他没出声，我没在意，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父亲用着从来没有的怪调对我说：“你在看什么书啊！”我听后一惊，感觉不对劲，抬头看到的是父亲一双变形的大眼睛，透过眼镜镜片向我投来惊恐的眼神。我“哇”的一声吓得跑了出去，跑向了学校的那块麦子地，跑进了麦子地的深处，坐在地上哇哇的哭，哭了好一会。害怕、担心、伤心、委屈一股脑涌上心。爸爸疯了怎么办？怎么办？想了很久，只有一个答案，那我就去死。
68年5月，我刚升入初中，班主任正领着全班同学在批斗我，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和官僚出身，是双料反革命份子，所以我就成了全班唯一的双料狗崽子。
整整一个星期里，中午我都没敢回家，我怕再遇到异样的父亲，和他那双刺我心的眼神。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对我讲话的父亲永远是位幼儿教师，他给予了我父爱、母爱，双重的呵护和慈爱。
他是如何被审查的？他们给他多大的压力？他好像承受不住了！想到这些，我更多的是耽心父亲现在怎么样了。吃完午饭，我没去麦子地躲着，回了家，父亲不在。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我先找寻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我看到了以前熟悉的眼神，知道父亲没事了。父亲用以往温和的声音问：吃过了么？我回答：吃过了。这一问一答，终于结束了我一生中最痛楚、恐怖的一个星期。
以后多年的日子里，我们父女俩从来没有问过，在那一个星期里，彼此是怎么度过的？
父亲险些没了命
1970年春的一天，校长把我找去了，是父亲学校来了三个人来调查。当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和来人的眼神相撞时，我感到来者不善。“你说说你父亲平时怎么给你留口信儿？”三个人轮流厉声厉色地追问我。不知道父亲又捅了什么漏子了？让他们如此这般。
我的脑子飞转着，实在猜不出父亲那边出了什么事？到底应该怎样回答，才能把对父亲的伤害降到最低？仨人逼我回答问题，我不能不说：“他用粉笔写在地上，写上1让我干这个，2让我干那个，还把他的话用粉笔圈个小圈，提醒我注意。”一人说：“你写写看！”我便拿粉笔在地上写给他们看。“还有吗？”我说他常这样留言。
他们又问：”他有习惯在纸上给你们留言吗？而且还习惯垫着东西写？”我说：“没有过。”他们听了好像不满意，接着盘问了好半天，显得挺扫兴的。临走还不忘扔下一句话：“要和你爸划清界线！”我目送他们走出了校长办公室，咬着牙没哭出来。
中午放学了，我飞快的跑回了家，父亲不在家。我又胡思乱想：不回来，那一定是出事了！我根本就坐不住，在屋里转悠。突然房门打开了，父亲默默走进来，我高兴地哭了。父亲听我讲了上午发生的事情，说：“我差点当了现行反革命份子。”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上个星期老师们组织学习去年十月份的红旗杂志社论。在这里说明一下：父亲不属老师类，属于黑帮类。有的老师收入不多，舍不得花钱买这种非工具类的书，他们就借着看看。父亲说：我也不是喜欢才去买，是因为买这类书允许出校门逛书店，平时是没有出校门的权利，借此可以放松一下。
那一期的红旗杂志封面是毛贼的头像。政治学习最无聊，互相大眼瞪小眼，但要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结果有人就观察到父亲那本杂志封面上的毛贼象有问题，毛象头部有一圈圈的阴影。有人举报后，“阴影”成事件，引起喧然大波。专政队先把父亲找了去，训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头上画圈圈？”看到对方手里那本挥来挥去的杂志，父亲突然明白了他们嚷嚷的原因了。“这不是我干的，我没有这种书写习惯。”专政队不信，说，你先回去，随时等我们传唤。
一位女老师回想起了那天的情景：父亲买杂志回来，被吩咐快去排版，就顺手把杂志放在了一边。这时一男老师过来要在一张纸上写序号，就顺手拿起那本杂志垫在了纸下，写带圈的1。万幸的是，据女老师提供的线索，居然找到了那张原始证据的纸，上面书写的字迹和杂志上的阴影完全吻合。至此，父亲“蓄意侮辱伟大领袖”的重大嫌疑才被解除。
而真正“作案”的那个男老师，因为是党员，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父亲说他这一生中，有两位“贵人”让他逢凶化吉。一位是原干部学校校长，57年反右时一句话：“老管你的字好，你做记录。”救了他。做记录不用发言，不发言就揪不住辫子打不成棒子，父亲果然没当右派。再一位，就是这位女老师凭良心给父亲作证，洗刷了不白之冤。否则，父亲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坐牢，重则枪毙。
事后过后，有一天，父亲第一次对我说：“红五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如果爸爸哪一天回不来，你要活下去，要照顾好你自己。我知道啊，共产党对我们是想斩尽杀绝！”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我再没有可依靠的人了。哥哥已经去了下面的水泥厂，我想像不出，剩下我一人怎么活下去？
家谱和乾隆赐的“斗方”都沤成纸浆埋了
一尺厚的家谱，都是宣纸毛笔写的，连同乾隆皇上赐给管家的“斗方”，一块毁了。当时都不敢烧，北京那时候，一见谁家冒烟，红卫兵就冲进去打砸抢。各家就拿水泡，泡成稀粥似的埋了。67年，我回北京的时候，我二婶已经都毁完了，化成纸浆，在后院挖个坑埋了。
乾隆皇上赐给管家的“斗方”，用朱砂写的一个“福”字。我爸和我二叔的小名就叫“大福字”、“二福字”，后面是写字的字，不是北京人读的“大福子、二福子”。他们哥俩的小名源自乾隆爷的赐字——福字。
都知道这块“斗方”是家族的荣耀，镇宅之宝，起码也是值钱的文物。即便如此，谁也不敢留存，都怕招来杀身之祸。是二婶动手毁的，父亲想起来还生气。其实，父亲何尝不知道怨不得她。当时，自己不是也把爷爷穿着官服的老照片都烧了吗？爷爷官服前襟有一个“补子”的图案，一看就知道他是几品官吏。
父亲说，有了家谱，才能凑成县志，有了县志，才好编写朝代历史。
几代人珍藏下来的“斗方”，连我都没舍得让看，最后自己毁掉了。印象深的那个景泰蓝大胆瓶，齐我眉毛高72年，我回北京吃饺子时，二叔让我搂住那个细脖大胆瓶，把它放倒了在地上，好用筷子往外掏糖蒜。
景泰蓝讲究的是金丝镶嵌，铜丝镶嵌就差多了。家里这个大胆瓶是金丝的还是铜丝的？父亲说，不是说是铜丝的不值钱吗？二叔说是金丝的，按老爷子的家境，能买个铜丝的放家里？
父亲说过，北京老宅，明代的砖头，清代的椽子。里面尽是宝，掘地三尺能挖出银元来。我们家厨房裂了纹的盐罐子，仔细看，是明代什么官窑出产的。沏茶喝的小盖碗，父亲用过的，扔在哪个旮旯里了。茶銹色了，新的时候是象牙瓷的，也是明代的。
父亲常讲老北京的事儿，说北京城的每一个物件、一砖一瓦，更别说北京胡同了，都是古董，有历史，有故事。现在都拆了、毁了！共产党就是败家来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