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京血祭

淞沪之役，苦战3月，国军损失虽重，但重要的是实现了蒋委员长的战略意图，改变了日军侵华的进攻走向，分散了日军的兵力部署。从而为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物资、工厂企业向内地转运、迁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后以中西部，尤其以西南部的地理环境、人力物力作为持久抗战，最终打败倭寇的广阔战场奠定了基础。

1937年，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到淞沪会战结束，抗日战争打了近5个月。在这近5个月里，中国丧失了天津、北平、张垣、归绥、包头、安阳、太原等北方主要城镇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军民同胞伤亡已超过200万人。但是中日两国并未宣战。未宣而战，似乎意味着当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定政治斡旋的空间，而实质上则是日本军阀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当时的日本陆相杉山元曾向天皇报告说：“支那事件，可以在3个月之内解决”。

把一场不知会将多少人拖入死亡深渊的侵华战争，竟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支那事件”，可见在杉山元者流的思想中，毫不犹豫地认为，日军可以依仗自己绝对优势的军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战场的战事。这便是“三月亡华”一说的由来。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以为自己有雄厚的武力做后盾，所以在“七七”之后有驻华使节，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赔偿、道歉、撤军等“和谈”条件。甚至在“八一三”沪战之后，还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传递严苛的“谋和”调停方案。这个方案有四个重点：

一、承认满洲国。

二、除华北外，在长江流域设非军事区。

三、缔结关税贸易协定。

四、中国赔偿部分战争费，支付占领费用。

很显然，从这些严苛的条件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确确实实低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低估了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同时还反映出，日本军方深感，淞沪一战，日军虽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超乎他们意外的。除了兵员装备的损失外，更严重的伤害是信心的动摇。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以致愤怒的情绪，冲昏了日军指挥官本来就已疯狂了的头脑。所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深信，攻下南京，严惩支那军，必能使中国屈服。很显然，他不仅错了，更是疯了。南京保卫战，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群几近疯狂的刽子手凌厉攻势面前展开的。

南京，为我国六朝古都，从战国开始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攻占应天府，元朝覆灭，朱明王朝便在这里建都，相对于开封以北的北京，而改应天为南京。民国16年，国民政府奠都于此，为我国战前的政治文化中心。

南京西揽长江，东屏钟山，也就是紫金山，龙盘虎踞，气势雄伟，但却是一个极其难于防守的地方。当年的明太祖定都南京后，曾花费21年的功夫，修建南京城，以强化京都的防卫体系。

南京的城廓长达30多公里，是一座防御设施较为齐全的城廓。当时全城修建有13个城门，其中以城南的中华门最为壮观，城墙厚达14米，城墙顶上还筑有藏兵洞，可供3000人驻守。

中华门的坚固，是冲着他正南方的雨花台而来的。雨花台和紫金山是进攻南京的必争之地，敌军只要攻下这两个制高点，守军就只有靠城墙来抵抗了。所以雨花台正面的中华、光华和紫金山下的中山、太平这4处城门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塞。

南京城的西北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门，那便是挹江门。挹江门外的下关码头是通往后方的口岸，在京城防卫战中，一旦兵败，这里便是逃生之门。自古以来，南京的攻防都是以此为模式的。

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下辖13个师，加上其他军种部队，号称10万人，担负起保卫首都南京的重任。

担任保卫南京任务的部队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刚刚打完淞沪之战，奉命撤离战场而赶赴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像叶肇的160师，王敬久的87师，孙元良的88师，俞济时的74军，宋希濂的36师等，这些部队都是经过3个月苦战后而未得休整的疲惫之师。另一部分是徐源泉的41、48师，和邓龙光的154、156师，他们是从湖北出发，原是要赶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的，但当部队行军到安徽广德县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因此才又奉命驰援南京。他们虽还不曾进行战斗，却是长途跋涉而来的疲劳之师。由这两部分疲惫、疲劳之师联合组成的南京卫戍部队，其战力及后果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了。

上海到南京之间的距离，大约为300多公里，我军是11月15日左右开始由淞沪地区撤离，开赴南京的。由于交通工具缺乏，行军给养不足，一路又不断遭受敌机的轰炸，在如此艰苦的状况下，狂奔300多公里，赶赴南京来保卫南京。在那2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既没得到休整，更没得到补充，要这些部队一到南京就马上进入阵地，恢复战斗力，投入战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12月5日日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我们的军人们不得不振奋精神，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88师驻守雨花台，87师驻守紫金山。其他奉命守卫南京的部队，也都先后进入各自的防务阵地。

柳川的谷寿夫师团12月9日起开始，向我守军的城东方阵地发动攻势。88师在雨花台争夺战中伤亡惨重。

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达总攻击令，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接下来是一波又一波的冲锋，在城垣坍圮之处，日军架上云梯鱼贯攀登，我军竭力防堵。战斗之激烈，战法之原始，实在难以形容。

12日中午，谷寿夫师团攻破雨花台阵地，雨花台失守。随之，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中岛师团攻破，南京城开始守不住了。

87师在城外打了4天4夜，紫金山还是没能守住，退下来的部队却无法进入城内，因为城门早用麻袋封堵起来了。因此只好从小南门游水过去进城，这样造成87师不小的伤亡。

在南京城拼战厮杀的关键时刻，守军司令官唐生智正卧病在床。由于失去了统御指挥中心，所以整个战场都是在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中进行的。守卫南京的将士们，满怀爱国赤诚之心 以血肉之躯，落后战具，与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伤亡惨重。

孙元良将军回忆说：【南京之役，88师牺牲壮烈，这个88师有3个旅啊，3个旅就有3个旅长，3个旅长中间，就有两个旅长阵亡了。那么有6个团，1个旅是两个团，3个旅6个团。6个团就有3个团长阵亡了。那么这个营、连长啊，这个阵亡的，是死掉，不是伤喔，是阵亡的，这个数字很高的。那么官长都是这个样子，牺牲这么大了，这个士兵的牺牲，弟兄的牺牲，当然就很大了。这个南京之役，是最悲壮的一役了。】（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一集．南京保卫战）

【孙将军所提的两个旅长：一为朱赤，262旅少将旅长。黄埔二期，于中华门下殉国，年33岁；一为高致嵩，264旅少将旅长。黄埔三期，战死于雨花台，年37岁。3位团长分别为：韩宪元、李杰和华品章。在这一役中阵亡的将级军官，还有87师的易安华（259旅少将旅长），在敌军冲入光华门后肉搏而亡，年37岁。156师姚中英少将参谋长冲战死于第二线太平门，年39岁。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中将，兼南京市市长）为掩护友军突围，而阵亡于挹江门，年45岁。】（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一集．南京保卫战）

当然，在南京保卫战中，英勇杀敌，壮烈殉国的各级将领可能还有，但因史料浩繁，本人能力有限，无法详知，只能向他们深深地致以崇高的敬礼了。

12月12日晚间，唐生智召集各部队指挥官，下达撤退命令，之后便先行离城去了。

12月7日蒋委员长飞离南京时，指示唐生智坚守南京两个星期。唐生智信誓旦旦，决与南京共存亡。由于唐生智扬言要与南京共存亡，所以没有拟定撤退计划，以致后来撤退时造成很大的混乱，导致严重的伤亡。

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倾城军民都涌向下关码头，寻求逃生的机会，可是码头上却没有船。……

南京之役是国军以军械落后的疲劳之师，迎击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从战略的角度考量原本是没有胜算的，但这一仗还必须要打，因为当时的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不能一枪不放而拱手让人，更何况抗击异族入侵是寸土必守的。激战一周左右，终是难敌强敌，国军将士不得不退出南京。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谢幕，12月16日，蒋委员长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就抗战卫国的意义、方略、决心昭告天下，书曰：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30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见。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持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利，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4000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曲。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终不当以此为之屈挠。稽之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险阻愈多，则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钜，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隳，敌人宰割之方法愈酷，万劫不复，即永陷于沉沦。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为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终梏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少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蒋介石文集．书告．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面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蒋介石希望全体国人一定要认清奋起抗战的伟大意义，一定要抱有必胜的坚定信念。他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中向全国同胞说明：我们的抗日战争，意义重大，既是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为中华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战，同时也是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书中还向国人强调：中国的持久抗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都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全民抗战，有进无退，任重道远，不容稍懈，全国同胞只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举国上下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并向国人表明：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决心。

日军攻入南京城，面对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魔心膨胀，兽性大发，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屠杀。不！应该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屠城。这场杀戮，残忍、残酷、残烈、惨不忍睹！是历史上一次最野蛮的兽性大发作，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一直延续了45天之久。

这是一场奸淫烧杀同时进行的混合型杀戮，手法凶狠，方法多样，或集体屠杀，或诱骗集中屠杀，或随机闯入民宅恣意屠杀，或做杀戮比赛，或闯进国际安全区屠杀……

【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12处之多，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巷、汉中门、上新河以及雨花台。】（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在近一个半月的肆意杀戮中，日本侵略者，人性泯灭，兽性发作的屠杀实例很多。例如：

【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拥向这里，寻求逃生的机会。因为江上没有船只，大家只好无奈的挤在码头上，不知该逃向何方。日军见此情景，便堵住码头的两端，架起机枪，开始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之间，滔滔江水被射杀的同胞们的鲜血染红，遇害人的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根本无法统计。光是岸上的尸体，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万1000多具。】（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再如燕子矶和草鞋峡两个地方：【燕子矶在南京城的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闻人陶行知还在这里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5万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他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一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尽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万7千余人的屠场。】（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稍后，日本侵略者还开着卡车到居民区去，召集大家说，仗打完了，死去的人需要掩埋，现在要你们去打扫战场，一天给四角钱，大家都很愿意去做掩埋遇难同胞尸体的事情，就纷纷爬上卡车，被拉到一个空场地上，命令他们下车，站队，大伙儿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机枪就响了起来，就这样一车一车的难民被诱骗而来遭到屠杀。

更有邪恶、野蛮的倭寇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个少尉军官，竟以残杀我同胞为乐事，他们两人进行杀人比赛，看谁杀死的中国人多。他们从紫金山，一路杀进南京城，野田毅杀死我同胞105人，向井敏明杀死我同胞106人！如此魔心兽性枉披人皮的两条腿畜生，人性全无，还能叫做人吗？

日寇铁蹄踏入南京，那时南京的同胞们，是在豺狼群里躲豺狼，奈何桥上寻归途，想找到一条生路，是何等的艰难与无望啊！

…………

在抗战烽火席卷上海，日寇铁蹄踏进首都南京的前夕，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金陵大学校董的杭立武，深恐日军一旦攻进南京城，必定残酷屠戮我无辜同胞。受法国神父饶家驹于淞沪会战时在上海设立难民区，济助上海受战火波及的妇女和儿童一事的启发，决定运用自己广泛的中外人脉关系，奔走于各个国际友人团体之间，着手筹画在南京市区及早创设难民安全区。

1937年11月21日，杭立武约请美国长老会中国区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历史学教授贝德士联名向南京市政府送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南京难民区的筹备报告”。此举得到了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同意和支持，并建议通过美国大使馆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后再转交给日本大使。11月22日，由杭立武召集在南京各教会学校服务的美国人和少数英德商人约20人，在金陵大学校董会议厅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取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根据筹划，国际安全区面积约占南京城区的1/8，为3.86平方公里，范围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神学院在内的鼓楼、新街口、山西路一带地方。

为了确保安全区的中立性，杭立武征得首都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同意，把安全区内所有的军事单位迁出，包括一处高射炮阵地。日军攻进南京前夕，安全区已经住满了南京本地和来自各地的难民。

约翰．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

拉贝早年来到中国，先后曾在北京、天津等地为西门子公司服务，1931年11月，来到首都南京开拓业务，数年工作下来，他对南京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已是相当的熟悉。大战前夕被推举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深感此一职务意义重大，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约翰．拉贝还有一个纳粹党员的身份，并成为南京地区纳粹党领袖，这个身份为他开展救护难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方便；但同时也为他在二战结束时带来了灾难。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像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巧妙周旋，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

30万难民困居在沦陷的南京城的安全区内，要吃、要喝、要生活，即使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每天也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从档案里得知：安全区筹划设立之初，南京市政府对设立安全区一事表示赞同，并表示对安全区内的公共场所、学校或空间、房屋，国际委员会均可拨用，并请警察厅派警察妥为保护。关于难民的粮食问题，则于11月28日先行拨出米食3万石交难民救济委员会暂为保管。安全区成立后，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转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金10万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拨交军粮存条两张(一为米5万石，一为面粉10万包)。

拉贝在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南京已经沦陷，警察已不复存在，安全区里的一切事务都需要国际委员会来安排处理。既要想方设法与日军联络尽量保证安全区内难民的生命安全，又要千方百计防范倭寇闯入安全区里奸淫烧杀，即使如此，灾难仍时有发生。不到4平方公里的难民区，聚居30万人口，其环境状况，卫生条件完全可以想见，因此卫生医疗事宜当属重中之重，严防疫情发生，尤须警钟长鸣。拉贝和全体委员们竞竞业业、恪尽职守、终日劳累、无怨无悔的国际主义精神，让难民们由衷的崇敬。

拉贝先生每天忙碌之余，还天天书写日记，用日记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但是，由于拉贝回国后经历坎坷，日记随之尘封。直到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才得以重见天日。1997年8月，在整整60年之后，时隔南京大屠杀一个甲子，《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出版，当年底，在德国前驻华大使埃尔文．维克特（Erwin Wickert）先生的努力下，德意志出版社（DVA）出版了《拉贝日记》的德文版。（不过，无论是德文版还是英文版、日文版，都是日记原文的部分节选，章节选择略有不同，而中文版出版的则是日记全本。）

根据档案记载：杭立武动议设立难民区的想法应该是1937年11月16日。不约而同的是，1937年11月17日，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的魏特琳女士也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美国大使馆当天就回信魏特琳，明确表态赞同此事，并打算代为向日军当局转达。

魏特琳（或译沃特林，中文名华群），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之后受美国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庐州府（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成立时，她担任教育系主任，后曾经一度担任代理校长。随后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1937年日军领占南京，大部分教职员撤往四川成都，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继续开办，魏特琳则留在南京照管校园，他把校园开办成难民收容所 ，专门收容妇女。从12月13日到17日，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纳了8000多位难民，学校所有的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魏特琳既充当了保姆的角色，又要充当保护者。她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因为这里专门收容妇女，因此金陵女大成了日本兵的目标。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强迫市民带上印制有太阳旗标志的臂章，一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臂章取下来，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1938年年初，金陵女大难民所中难民的数量达到了一万多人。在这段日子里，魏特琳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天的生活，记录了日军的暴行。成为日后的罪证。

长期的劳累、繁重的校务，以及战争给魏特琳精神上带来的长期刺激，使她总处在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中。1940年春天，魏特琳得了精神忧郁症，病情日益严重，那年5月19日，病重的魏特琳离开了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 　　

在美国治疗期间，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国病逝，享年55岁。

魏特琳去世后，被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的正面，刻着四个中国大字：金陵永生。

在南京沦陷中国同胞遭受大屠杀的日子里，在“南京安全区”、“金陵女子大学”尽心尽力救助难民的同时，还有德国友人卡尔．京特，丹麦友人辛德贝格一起在江南水泥厂开办难民收容所，用他们的智慧与爱心救助了大批的南京难民。

在那倭寇侵华，战火纷飞，南京难民随时随地都会遭到奸淫、屠杀的岁月里， 约翰．拉贝、魏特琳、卡尔．京特，辛德贝格等10多位国际友人，用他们的博爱之心，展开有力的双臂，不仅拯救了3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们是和平的使者，正义的化身。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早已广泛深入中华民族的人民之心，因此上述不顾个人安危、不遗余力救助难民的西方国际友人，都被南京人敬称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们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铭记。

1946年2月，中华民国国防部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战争罪犯，1947年2月，在南京公开审判杀人恶魔谷寿夫等人，他们的罪恶是十恶不赦，就是判他们死十次、死百次，都难抵当年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只有在人性的层面，才能加以区分。回想当年，日军残杀我中国同胞时，一刀一条人命死去，一梭子弹，一排排活人倒下，其残忍、残酷、残烈之状，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当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得赋予每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公正的依法进行审理。该判他们什么刑呢？能判他们磔邢吗？能判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吗？不能啊，因为世上有法律这根准绳啊，最高刑罚不过是个死罪。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伏法于南京雨花台，4月26日，谷寿夫在成千上万南京人的怒目相视下绑缚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还原历史，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摄制组，行程数万里，采访当年亲历当事人，努力收集纪实影像资料，向我们展现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该片在解说词中告诉我们：【“严惩”是日本人服众的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来的民族性的差异，而造成了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事件。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了45天，，这一群看起来井然有序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城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

1937年南京的浩劫，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人不可能做出比这一场屠杀更残酷冷血的暴虐行为。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他夸张。因为它离谱的超过了你所能想像的范围，但实际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你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这位照相馆老板叫吴璿）。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应为34万人。其中被炸死和零散虐杀的约为15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19万之多。】（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事实上，日军从1937年11月起，在我国长江三角州犯下的罪行，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3个省份。烧杀掳掠，强暴妇女，远不止南京一个地方。从上海到南京，这一片横宽300多公里，纵深120余公里广袤富饶的土地，在30万日骑蹂躏过后的惨状，可谓是罄竹难书。日军在京沪这一条线上，究竟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很难统计，但单就江苏一省江宁、无锡、句容、昆山、江浦、青浦、如皋等17个县的统计，大概可以看出个眉目来。这17个县灾前人口大约为598万余人，灾后仅剩下509万余人。以中国农民生活状况而言，流动率是很小的，在消失了的90万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是死于非命的，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财产损失，人命死亡绝不下于南京。

南京…1937…30多万鲜活的生命倒在日寇的屠刀之下，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其惨状不堪回首。所有这一切已成为历史的定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了后人。面对这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人为惨剧，日本当局，大和民族该如何进行发自内心的忏悔呢？但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还告诉他们的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文明民族所应有的道德表现！

日本一直希望能成为“正常国家”，但是，由于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坛上活跃的政治人物们，对日本二战时期所犯下的战争罪、侵略罪、杀戮罪……没有任何的反思与忏悔，更不要说向受害国家、受害民族道歉谢罪了。不仅如此，更有甚者，歪曲的历史观产生颠倒的是非观，从修改教科书，到否定大屠杀，到翻案东京审判，日本一些人自上而下推动的“新历史教育”搅乱了人们对二战史实的认知。日本人忘记了人生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决不能随意编造！所以，至今的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追求，仍然只是一个希望。

德国同是二战中的战败国，世人均认同德国已是“正常国家”，世人看到的是，德国迈出“正常化”的第一步是彻底清算纳粹罪行，象征行动是1970年12月7日总理勃兰特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的“一跪”。勃兰特作为德国总理这诚心忏悔的一个跪拜，不仅使受害国的国人原本对德国法西斯的百般仇恨，为之冰消，同时对德意志人（日尔曼人后裔的一个分支）产生由衷的敬佩，因为德国人的反思和忏悔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

日本则不同，同为昔日加害国，自2001年后曾3次组阁出任首相（87任、88任、89任）的小泉纯一郎“总理”，却在理当反省侵略的纪念日，竟选择了在供奉有14位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前不是“一拜”，而是先后6次参拜，这充分表现出了大和民族扭曲的灵魂和从未认罪、不愿悔改的阴暗心态！二战之后半个多世纪来，尽管日本的经济非常发达，但在政治上，特别是人伦道德上，乃是一个令人不屑一顾的悲哀的侏儒！他怎么能够成为“正常国家”呢？

不过，历史的真实，无论如何都是掩盖不了的。当时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日军作案时，现场拍摄的照片及影像资料，以及《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所记述的日军暴行，这都是铁的证据。这些证据将把侵华日军暴虐残忍的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