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也：“领导说了算”制造权力的崇拜者和受害

更新 2015-09-21 10:34 AM 人气 176

标签: 人治, 权力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9月21日讯】

导语：领导说了算，至今依旧是

湖北仙桃一市民账户上300万元被当地公安局“暂扣”处理，办案民警回应称，这个钱能不能退，怎么退，你们要去问领导。湖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唐寅表示，公安厅将立即调卷审核，坚决纠正错误，一周之内一定给社会、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对此新闻，人们不禁要问：这要看领导，那么法律呢？中国是人治，还是法治？

一、“领导说了算”的逻辑性

湖北市民300万元被“暂扣”。办案民警回应称：这个钱能不能退，怎么退，你们要去问领导。

办案民警的回应，恰恰折射出中国法治的尴尬。警察说，退不退钱看领导，完成可以引申开去：教师说，入不入学看领导；医生说，救不救人看领导；法官说，开不开庭看领导；记者说，见不见报看领导……大家都在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压根就不依法律规定，压根就不按法定程式，压根就不顾民众的合法权益。

从近期几个热点社会事件来看，也恰恰反映了“领导说了算”的事实：比如山东平邑强拆事件，领导说了算，指使黑社会去强拆，便可以杀人放火；再比如今天的新闻，说谷春立主政鞍山时，推出了“海城强拆”模式，就是政府法院“合作”搞强拆，因为政府和法院都听地方“一把手”党委书记的。

领导说了算，他的话如同圣旨，就是王法。那么领导到底掌握了什么大杀器，让他可以一言九鼎？说白了，就是权力在发威。那些执行者们虽然知道法律明令规定，也知道法定具体程式，但是在权力可凌驾一切的现实面前，特别领导掌握着他们命运的现实面前，他们谁敢顶着领导干，坚持依法办事？只有顺着领导的意志，“特事特办”，千方百计地让领导满意了。如此执法，其结果必然是违法。

回到湖北市民300万被“暂扣”事件，既然是领导说了算的现状，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想要回这钱，只能跟领导去商量了，这无疑给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

试想，你去跟领导商量，就得公关领导。公关领导时，你总不能拿出自己知法守法的“范”，跟领导谈诸如按哪条法律条款、按哪种法定程式，我应该拿回我的钱。那样的话，就是不知趣、欠收拾，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不定，马上叫你滚到一边凉快去。那么，具体跟领导谈什么呢？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非扯出两种东西：权和钱，要说自己会有什么过硬的社会关系，要说自己能给多少实际的物质好处。跟领导谈，不是谈法律法规，是谈关系和好处，没谈到让领导满意，你休想要回来，拖你三年又怎么啦？拖你十年八载，你也奈何不了他。

二、“领导说了算”的危害性

领导说了算，领导来拍板，这已不是官场潜规则，而是众所周知的明规则了。

领导说了算，危害性极大，毕竟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人性，每一个人都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而不是超然物外的机器，所以作为领导可能按照个人好恶偏向自身私利，甚至为了图自己省事方便，就罔顾公平正义程式，伤害到普通公民的权益。

有权就任性，这是必须结果。中国的领导确实比法律法规还要牛逼，只要是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完全就可以为所欲为，以言代权，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正因为如此，有门道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当领导，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官场屡屡出现以权谋取私的腐败现象。

既然权力如此管用，那么大家并不去研究法律法规了，也不想按照法定程式去争取自己合法权益，就想着去找领导解决问题。于是乎，整个社会的人都沦为权力的崇拜者，当然，同时也成为权力的受害者。

习惯成自然，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或利益纠纷，大家并不是想着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而是找领导来给个“说了算”的说法。去找领导，当然要找“说了算”的领导；“说了算”的领导，当然是越大越好，因为领导越大，权力就越大。如此一来，许多信访事件哪怕是村子里宅基地的小小纠纷，他们也会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讨教说法。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担忧：领导找小了，那些已经习惯“说了算”的领导会官官相护，达成某种“说了算”的默契，已经无法讨回他要的公道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说明中国离法治社会还很远、很远。为什么很远呢？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约束好权力，根本没有规范好权力，权力可以逾越法律之上。

领导说了算，权力逾越法律之上，很容易导致二个严重性的问题：一是领导恃权作恶，贪婪成性、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想方设法进行权力寻租，即公权的私用、滥用；二是受执法不公领导不廉的影响，民众就根本不相信执法人员，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也不相信法律法规，反而觉得在中国用权和钱能摆平一切。

如此恶性循环，就导致整个社会法治不彰，公信缺失，矛盾激化。

三、必须告别“领导说了算”

如何确保权力不再任性，除了规范用权，让权力在“刚性”的制度笼子里运行外，还要加强民众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手术性的修复，那就是分权和放权。

先说说分权。

我们总是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所以要集中权力，无不想把权力集中在领导手中。传统教育对民众总是谆谆教诲道：没有大家何来小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这是战争时期的思维。因为这样办法，可以集中一切资源来应对外来侵略。但是在和平年代，却不合时宜了，这恰恰是一种培养奴隶的做法，大家都只有服从命令的份，只有牺牲个人的命，一切都围绕着领导或者说权力而活着，最终只会通往自我奴役的道路的。集权的必然结果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一把手”的手中，他就可以一手遮天，凌驾于政府、人大、法院之上，俨然如同一个土皇帝，因此，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王法，已经处于无敌状态。

因此，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并不是集权，而是分权；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并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权力得到限制，并按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式运作权力，实现制度正义和程式正义。更何况，政府向社会分权，才能真正促成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才能构造政府监管社会的制度结构。

再说说放权。

放权并不是放弃权力，让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要促成社会的自治。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取决于社会的自治程度。自治程度越高，人们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强，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演练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培训基地，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没有自治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虚伪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替人民作主。

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社会自治的传统，比如在皇权社会，就有“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皇权不下县”是一种出于治理能力、治理策略、治理效果等等原因考量，统治者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治理模式。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自治权的概念，并不是说皇权在县域空间以下没有权力、不能进入，而是皇权认为在这种小的范围之内，可以通过乡绅等本土自治结构去实现各种公共治理，这仍然是皇权的选择。问题是，恰恰正是这种自治模式，使中国乡村出现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也使乡村成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摇篮和土壤。

中国早已告别皇权时代，而正向公民社会演进，一个思想自由度高、开放程度高的社会正不可避免地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参加社会管理的意识也在进一步加强。因此，政府适当地放权，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恰恰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准。需要明白的是：政府对社会规制的面太广，限制的面太，抓的权力越多，也就意味着自己背负的包袱越多也越重。